中国禅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内在是否充实、充实的大小如何。

　　禅文化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更注重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行愿。

　　这种行愿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上面，不单是个人上面。众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国家社会成就，你我才成就，老百姓成就，企业才算成就。

　　日本人活学活用了中国的禅文化，把禅文化的精神充分地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

　　其中最典型的是铃木正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战国时期末年，日本的社会正由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

　　铃木本人做过武士、官僚，最后出家，他在当时提出如何缔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他的基本世界观来看，首先是“心知佛”。

　　“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

　　学佛就是做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学问。

　　做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正是中国禅文化的标旨，也是最终理想。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之中，在在处处都显示出了这种精神和要求，铃木正三的“心知佛”，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提出和倡导的。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人之觉”，而在大人之觉的启导之下充实内在，在这种诚敬的心态和行为当中而去生活，这就是成佛之道，也就是铃木所说“心知佛”的根本意义。

　　比如说，农民要学“佛”，而且要有佛行，对于农民而言，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时间，那么要怎么办才能使农民学佛又有佛行呢？

　　铃木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口号：农业就是行愿，这是学佛。

　　如果像一般人只有利用闲暇时才去修行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农民应视农业本身为修行，不论严寒与酷暑，均要行其艰苦之业，都应该以农业为本生才是修行，才是学佛之道。

　　因此，铃木提出能在严寒酷暑中做艰苦之业时诸多烦恼之心就已经转化成为大人之觉。这就是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的学佛和佛行之道。

　　铃木的农民学佛之道，正是受到唐代百丈禅师农禅并重的启发和影响。

　　百丈禅师在当时所倡导的农禅并重的丛林制度，对后世的农业经济社会起到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日本的经济社会更起到重要的作用。铃木和后来的日本企业家都提倡一个响亮的口号：工作坊就是道场。

　　唐代丛林制度的影响，使得日本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能在现世经济社会和生活中得以修行学佛，因而大大的加强了经济生活的力度，使得全国上下都受到了禅佛的影响，推广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将军临济（禅），曹洞（禅）百姓，就可知其余。

　　因此，日本把禅佛之道从天子以至庶人运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小至个人卧室家园，大至工厂公司，庙堂社会，全以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精神来认同来执行。

　　农人安于农业，工人安于工业，商人安于商业，士人安于学问，干部领导安于本职工作，这就是以心知佛，也就是以德报国，铃木的倡导，不只是近代日本各大企业还要深入学习，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更要努力学习的。

　　仅以农民为例，如果不回归到属于他们的大地上，不回归到他们以为根本的大地上，农民不甘于其业，不敬于其业之时，国家民族的根本，万民赖以生活的生计就会产生危机，就会发生危险。

　　铃木强调，农人乃生来就有养育天地世界之重任，故全心全意以己之生而视天之道，所奉皆为天道，使农业而生五谷，继天地而祭神明，不仅救万民之生，也救虫类之命，此为农人之大愿，于播种之时称念佛名，于收谷之日，弃绝他想，果如是使农，则田地亦为净土，五谷亦为洁品，所食之人因此而得清福去烦恼。这就是日本企业精神的主要实质，小至一粒米，一粒稻，都施之以正念，都待之以正业，五谷当然会成为洁品，神圣都来不及，那里还会有什么伪劣产品。

　　这种精神也就是商业道德，在日本企业中处处体现，处处闪亮，一个小糖果包装精致得如一个艺术品，一个产品的生产，惟恐不为客户带来利益方便，希望所食之人，所用之人都能获得大利益方便。这种精神用之于企业如此，用之于社会各个阶层亦当如此，这就是所谓多快好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旨。

　　“日本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是八十年代美国人提出的口号，他们由日本企业精神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加速了他们IT产业的革命，进而领袖了新经济时代。

　　正是铃木正三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大门，他以中国的禅文化作为试金石，使得日本民族振兴图强，成为近世新经济时代中又一强势。

　　铃木还强调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恪守其业，各敬其业，即可成佛。就如中国禅文化所强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真切，那么简易，那么明白，那么了当。

　　面对着工作，面对着生活，一颗佛心（直心、爱心）就足以承当，使心知佛，百工之人心尽其业，皆与世界有情有所利益，这本是禅文化的使命和任务，而近世日本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业，他们都以一个指标，一个口号来号召员工，诸如：“我们的成功，就是全日本的成功，全日本的成功就是世界人类的成功。”

　　铃木在“心知佛”的倡导之下，还强调“众生平等”，从事百工之业者皆为平等，也就是禅文化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亲和之力。这种亲和力在日本近世各大企业中都有充分体现，不标榜个人的成就，只以集体成就为实事。相对目前国内企业界的“歪风”，突出老总个人的成就为企业做景致标榜，实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能跻身于西方七国列强之中，而中国的企业却总是以个人英雄主义头起头没而告终的主要原因。

　　铃木认为：“视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行可用；视无武士则无德可治国。”引申他的含义，就是说企业一旦轻忽任何职工的力量和作用，只片面注重上层领导的技能，那么企业就无法进行全方位的运行，自然就不会有所发展。国家如果轻忽了武士（士大夫）的功用和精神，那么无法以德性，以信任而治国。

　　“视无农人则无五谷充饥，视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

　　国家不重农民的根本利益，则农业必致大荒，不重商人的素质，则伪劣产品流通而正牌产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