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生命力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吸取人类各种文明成果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又是成长于西方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这种二元关系中的西方思想体系。所以,这个思想体系包括其无神论都永远面临一个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要求、适应不同民族文化特点进而体现其普遍价值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基本精神

　　西方人经常从强势影响的基督教传统中描述其文化特征,言其为“一本书的民族”,即为基督教《圣经》的精神所主宰的民族;绝大多数西方人从生至死,从襁褓期的教堂洗礼到下葬墓穴前的安魂活动,无不弥漫着宗教的气息。如果仅从基督教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所留下的印迹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从基督教在中世纪对西方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压制和禁锢作用看,西方社会的本质就不能这样简单地解释了。因为,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蓬勃发展都是在批判基督教神学权威、张扬人文主义价值的精神指导之下完成的。更为符合历史的科学解释是,西方文化或西方社会的发展是“二希”传统相互对立、斗争、演变的结果。希伯来传统给西方社会带来的主要是宗教的神学权威,而希腊传统带给西方社会的却主要是人文理性主义权威,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促成了西方文明在近代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西方19世纪反对基督教有神论的启蒙思想高潮中形成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明显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无神论是与批判有神论的宗教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在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历史功能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启蒙主义无神论的思想传统,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阐述了自己无神论的科学的宗教观点。代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宗教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神论宗教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是有神论宗教的社会本质、功能以及人类最终从宗教的精神束缚中获得解放的途径。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可以分成3个层次理解。

　　第一,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在马克思之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启蒙思想家费尔巴哈就认为,宗教传统中关于神或上帝的一切属性和本质都是人类把自己的属性和本质自我异化的结果,不是上帝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人对现实苦难的社会环境越是束手无策,就越积极地投入宗教的造神活动之中。马克思同意这个观点,并把它准确陈述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更进一步地明确指出,在基督教传统的人神关系中,不仅仅是一个谁创造谁的问题,而是应该将这种创造关系放到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否则就不能科学地揭示基督教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就缺少了立论的基础。所以,马克思认为,人们之所以形成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正是由于在它的背后有一个颠倒了的现实世界,即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正当权利和生存地位被统治阶级剥夺了,因此面对苦难深重的现实社会,人们把自己的生存本质异化成为一个外在的救世主,一个被幻想着可以引导人们进入天国去过幸福生活的神。而无神论的思想就是要将这个颠倒了的世界观再重新颠倒回来,成为人们自救、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宗教的本质和社会根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宗教观的社会历史意义。

　　第二,宗教的社会作用体现为其是人民的鸦片。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反映,而且它还在人类社会历史中长期存在,这就说明它仍然具有一种特别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和作用就是为颠倒了的世界提供情感上的安慰,道德上的核准和理论上的辩护,用神的名义给人剥削人的现实社会提供神圣的权威与合理性。对于那个被颠倒了的社会中的压迫者——统治者来说,用宗教的神的权威来维系其统治可以消除或削弱人们对现实社会不合理性的思考和反叛;对于被压迫者来说,既然对于现实的社会苦难寻找不到解脱的途径,沉湎于对神的救赎的虚幻中既是对自我的精神麻痹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议。所以,“宗教里的苦难既是对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作为一种精神鸦片,宗教既被统治者用于维系现实社会,在精神上麻痹、压制被统治者,也被被统治者用于自我的精神安慰和无声的抗议。这也是有神论和宗教活动在历史上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

　　第三,无神论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理想。在《导言》中马克思就预言,单纯揭示宗教产生于颠倒的世界,是人类精神的异化的产物,并不足以消灭产生它的根源,也无益于从异化状态中恢复人类精神的独创特性。只有彻底批判颠倒了的世界观并消除产生人类精神异化的社会基础才能把人类从宗教异化的精神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就必然会转向社会革命,即由对神学的批判转向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批判,而且这个批判更应该是“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基于对有神论思想进行批判而产生的社会革命,在本质上是继承了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无神论传统并在社会的实现途径上提出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最根本的政治任务,这就将传统的启蒙主义的无神论深化成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本身就是对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是19世纪人类理性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之一,也是开启20世纪人类精神文明探索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探索和实践的重要精神资源。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19世纪之后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基于它对西方传统社会中有神论的批判和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代价值

　　通过对有神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产生有其深刻的阶级压迫的社会根源,也有人类认识论方面颠倒了的世界观的根源。那么,在消灭了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在认识论较为发展的西方科技社会,宗教或有神论是否会销声匿迹、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呢？其实并没有出现这样机械地正反比例互为消长的情况。无论是信仰无神论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宗教气氛浓烈的西方发达社会,宗教和有神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现实存在。这种现实是否自然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判断或对有神论的批判过时无效了呢？是不是理性主义常讲的科学进一步、宗教就退一步的推论也失去了现实依据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观点和理性主义关于宗教演变的推论仍然体现着它们严谨的科学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只不过这个维护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理性主义传统的判断应该从宗教内部深刻的演变中去寻求解释,而不是停留在对各种宗教无神论社会现象的表面观察之上。面对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这样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或宗教观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