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世人眼中纯属偶然的自然不平等，在佛教看来并非无因。在佛教的轮回说中，人在这一世中的境遇好坏，实际上是由其先前世中的善恶业力所决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种因果决定论。但在应用这种轮回说的因果决定论时，一定要谨慎，即不应将其用来说明社会性歧视的合理性，如不应用来论证男女不平等的合理性。

　　在传统的观念中，得男身是福报好，得女身是福报差。这或许可从客观现状中找到一些依据。如从生理学常识来看，女身有每月一次的麻烦，有生育时不可避免的痛苦。因此，女身显然比男身有更多的麻烦和痛苦。所以，假如人在轮回中能自由选择男女身，那么或许会有更多的人愿选择较少麻烦和痛苦的男身吧。或许这就是男身比女身优越的一个考虑。（当然，古人也意识到，说男身的福报要比女身好，这是就整体而言，若从个体看则不一定。如男性乞丐与皇后公主、男性白痴与才女，以至体弱多病的男性与身体健壮的女性相比，福报优劣则又另当别论。）

　　但如果基于这种因果福报的观念，将女性的所有弱点综合在一起（如女身多麻烦痛苦，女性受教育少素质较差等），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产生的女性问题综合在一起，得出“男尊女卑”的结论，由此来论证男女不平等的合理性，这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而当代的现实也会对这种结论提出致命的挑战。因为在当代女性中，尤其是在当代独生子女中，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并不在男性之下。如仍以因果福报来解释，这是否说明时至今日，因缘变迁，女性已不再是一个福报差的群体了？至于生育痛苦，若从个体福报来说，似乎是福报差；但从对人种延续的意义来说，则是女性在作出牺牲。所以，从对社会的贡献来说，这恰恰表明女性为社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因而这决不是一个女性应受歧视的理由，而应是一个女性应受尊重的理由。如以此作为歧视女性的理由，这是不能为现代道德所接受的。

　　这样一来，男女不平等就完全没有任何合理性了。

　　佛教的社会参与乃至生存方式，都应遵循缘起论，即依据一定的时代和社会之“缘”来决定自己的表现形式和社会活动方式。例如，当佛教传到了欧美，佛教即使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与传统佛教形成了巨大的差别。以美国佛教为例：“为适应美国青年的需要，有些寺院的会议大厅比寺院本身还大，有的甚至能容千人。在这些会厅里，地板磨得很光，青年人可以在里面打篮球、开舞会、办宴会、看电影。寺院不仅发挥著传统宗教作用，还成为青年人喜欢汇集的文化中心。在祈?#092;形式方面。有些佛寺里，信众在祈?#092;时仿照基督教礼拜时唱圣歌的方式唱佛教颂歌，在方丈讲经或授五戒时用钢琴伴奏；有些佛寺里，留著长发、穿著牛仔裤的青年在靠背椅上打坐，用英文念经，因为人们注重的不是祈?#092;的仪式，而是相信可使其获得解脱的教义。”[1]

　　“缘起”的本质是“性空”，一切“缘起法”都“性空”。因此，只要能生起菩提之“心”，则形式上完全可以“无所住”，即不执著任何特定的形式。佛教内的男女不平等，或许在历史上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时至今日，时代和社会都已发生了巨变，若仍执著此法实有，不可变更，那似乎就违背了“缘起性空”的道理了。

　　从教团的实际情况来说，老一代的比丘和比丘尼都生活在一个女性受歧视的时代，因而都能对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习以为常，安然受之。而年青的僧尼都出生在一个尊重女性、提倡男女平等的时代，因此，一般而言，女众不能容忍受歧视，而男众更愿尊重女众。由此或许可说，佛教内部提倡男女平等的时机也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