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敦煌，又作炖煌、埻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汉代以来，此地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冲，聚集各种民族，文化风俗复杂，佛教早已在此传播，高僧辈出，译经僧历来也是不计其数。例如被当代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东晋的单道开、竺昙猷，南朝萧齐的法颖、超辩，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远等。又北凉昙无谶曾在此地译出《菩萨戒本》及《大般涅槃经》(北本)的后六品；刘宋时，昙摩蜜多也在此广开田亩，营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由于西域地带一出敦煌即为大漠，生死莫卜，商贾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从敦煌一带发展起来，这也是敦煌佛教艺术发达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门乐僔云游四野，来到敦煌时，已是夜晚时分，想找个地方栖宿。突然发现三危山金光灿烂，像是千佛跃动。乐僔感动之余，发愿凿窟造像，使它成为真正的圣地，这是敦煌第一个石窟的营建。其后历代增凿营造，逐渐成为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门法良、东阳王、唐代李广等，都相次镌凿，或营造洞窟，或雕琢佛龛，或修葺楼阁，或描造壁画等，石窟群范围包括安西县附近的榆林窟与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称敦煌的千佛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位于鸣沙山东麓的石窟群，又称莫高窟、千佛岩、雷音寺。经近代探险家发掘，清理查覈，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内的壁画计有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余尊。开凿的洞窟，最大的高达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内造像均为泥质彩绘，有单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过十公厘，多彩多姿，神态各异。壁画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是常见于龟兹石窟的本生、因缘故事和弥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朴拙，面相肢体丰腴，神态恬静淡然，也与龟兹壁画无异。菩萨造像的衣冠服饰，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风尚，北魏晚期则转变为清秀飘逸的形像。壁画上不仅表现佛教思想，并反映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建筑、艺术、婚丧嫁娶等现象，艺术成就极高。
　　西千佛洞开凿在党河崖壁的北侧，北朝晚期开始兴建，以后历代都有兴修。现存洞窟十九个，自西向东排列，窟顶是平坦的戈壁滩。安西榆林窟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南约七十公里处，开凿于隋唐以前，现存洞窟四十一个，其中有一个洞窟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彩画，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各洞窟的形式，从早期附有修行小龛的型式渐转变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坛式等。隋唐以后，因为适应大幅经变的构图，中央后方为庄严肃穆的佛坛，四壁均绘满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现今佛寺内的殿堂型态已渐相近。
　　因为敦煌地处玉门砾岩带，地质虽不易自然崩坏，但也不宜雕刻，而我国古代的艺术巧匠融合周、汉的壁画技术与传统泥塑及夹紵塑法，形成风格特殊的“绘塑合一”的综合艺术。各洞窟中塑造佛像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则绘满五彩缤纷的绘画，绘画作为塑像的延续，两者相互辉映，不仅使敦煌艺术大放异彩，对日后寺院壁画与塑造艺术也有倡导之功。
　　由于敦煌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艺术中反映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明代以后，由于航海发达，丝路骤衰，敦煌石窟遂鲜为世人所知。清代光绪二十六年(一九○○，一说二十五年)，王圆籙道士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宝库，敦煌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藏经洞内藏有从五世纪初晋代到十一世纪初宋代诸朝的经卷、文书、帛画、织绣、铜像等文物六万余件。经卷中除了佛经以外，另有道教经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汉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纥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占六分之一。此一发现，震惊国际，西方探险家陆续前来探查攫取。
　　首先到达敦煌者，为俄国的地质学者奥布杰夫( Vladimiy Afanasevich Obru-chev， 一八六三——一九五六)，他所窃走的古抄本与佛画，今存于列宁格勒的埃密达吉博物馆。 光绪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 A. Stein)也闻风而至。那时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亚探险，他贿通王道士，私启石室，择其精要，廉价换取二百余包的古本经典与画像，计有古写经约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数，运回伦敦。
　　次年， 法国学者伯希和( Paul Pelliot， 一八七八——一九四五)也到这里，自行选取五千余卷写本，并勘查诸洞，对无法搬运的壁画，则选其精品加以摄影、编号而携返。在归途中滞留北平，将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国学人展示，至此我国政府方知悉内情，速将王道士判以盗卖国宝的罪名，并收拾残余经卷，仅得八千余卷而已，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期间，尚有美国华尔纳、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切割壁画，或窃取经卷写本，或盗运塑像，或收购流落民间者。迄今，敦煌石室藏书及壁画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国博物馆中。
　　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宝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年，中共将该机构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后又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以期对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这种对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的综合研究，或狭义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的整理、解释、研究，就通称为“敦煌学”，在近代国际学术界蔚然成风，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
　　近人据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汇集成书者，有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佚书、敦煌宝藏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秘笈。载录群籍而成目录者，有由史坦因蒐集的“汉文写本目录”(一九五七)、“西藏文写本目录”(一九六二)，伯希和蒐集的“西藏文写本目录”(一九五○——一九六一)、“汉文写本目录”(一九七○)，王重民
　　所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苏俄蒐集的“汉文写本目录”(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龙谷大学的“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一九五八)，大谷大学的“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一九＊＊——一九七二)等。
　　近年苏俄公布所藏卷子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国与日本少数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种种敦煌文献的发现，无不具珍贵的学术价值，是治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的重要资料。
　　龟兹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