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历经几百年的消化吸收，在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扎下深根，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结构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至公元七世纪，世界大乘佛教的中心逐渐北移到了中土，并且以中国为中心，向其他地域扩散。八世纪开始，印度晚期成熟的大乘佛教－金刚乘，翻山越岭，传入中国的西南边域吐蕃，糅合了当地的苯教，获得了全民信仰，政教合一的地位。十一世纪中叶，阿底峡进入吐蕃时，曾经赞扬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佛教的故乡印度。在世界三大语系佛教中，汉、藏两系都在中国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巴利语系。

　　 汉传佛教从南北朝开始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寺庙遍布，有首古诗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隋唐时期至于鼎盛，法幢高树，宗派林立，佛教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随着佛经典籍的不断完善，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思维模式，通过判教，诠释，立宗，不断总结发挥，使教理教义日趋成熟，佛学理论高度中国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以祖师为中心的各个宗派寺庙不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由于世俗化大众化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庄园式的寺庙经济实体。

　　 宋代以来至清代康乾盛世，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得不断发展，在辽阔版图和众多人口的中国，佛教的踪迹随处可见，在近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深入结合中国文化，成为民俗习惯和整个民族心理构成的有机成分。然而在王权统治下的中国佛教，基于统治者的极大依赖，在王权更替的社会现象中也难免无常。到了清代，汉地佛教逐渐衰落，戒律废驰，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改革复兴运动，本着人间佛教的精神实现了向现代佛教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佛教一度呈现良好局面，随着中国佛协的成立，佛教事业日益发展，然因“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残，佛教濒临灭绝。“十年浩劫”以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也获得新的发展。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越来越被重视。面向廿一世纪的中国佛教，充满了新的挑战。如何适应未来社会新新人类的宗教需求，充分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体现佛教的内在价值，是当今面临的新考验。虽然我们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传统（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然而佛教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积弊和忧患，导致教内信仰的淡化，律纲不振，学修不讲，道风不正等等，诚如已故会长赵朴初先生在《中佛协四十周年报告》中所说：大力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因此，面向廿一世纪和未来的中国佛教，务必要在僧俗人才的培养建设以及教义理论的现代转变上加大力度，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积极广泛的参与社会文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促进世界和平，加强环境保护，以及东西方文化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实际行动展现菩萨道的无私奉献精神，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迈向人间佛教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