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我国汉传佛教兴起了人间佛教运动，在对传统佛教的革新，使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还在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人间佛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可。

　　汉传佛教思想中的人间佛教，在南传佛教中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亲兄弟”——“社会参与式佛教”（Engaged Buddhism）。“参与式”佛教可能大家听着比较绕口，但如果用我们习惯的话语来称呼，叫做“入世”佛教，大家立刻就能明白其意了。

　　人间佛教思想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诞生的，有着一腔“佛教救国”的悲愿；而参与式佛教诞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已变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他们所面临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可以说比中国还要大，还要直接。在东南亚许多国家，南传佛教的地位相当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儒教，是主流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东南亚，南传佛教更是成为西方文化冲击的风口浪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东南亚兴起的参与式佛教，为抗争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和平等自由，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像20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僧人不顾危险，深入民间，组织游行示威，要求结束殖民统治，积极宣传民族文化、佛教文化，唤起民众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为斯里兰卡的独立及其后的建国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参与式佛教，早期的许多领导人物，如斯里兰卡的达摩多罗法师，与我国人间佛教的代表人物，如杨文会居士、太虚大师都有直接的交往和相互协助。参与式佛教与人间佛教在“积极入世”的旨趣上是一致的。正如1947年南传佛教界部分僧人发表的《比丘与政治》宣言中指出的：“我们相信，今天的政治是指一切公共福益的人类活动，故出家僧众也应关心参与政治、弘扬佛法。佛教的利益应以信仰佛教大众的利益为依据。历史也充分表明，当僧伽罗民族，也就是佛教民族繁荣昌盛时，佛教也就发达。因此，我们宣布比丘投身到服务大众利益中去是完全合适应当的，无论这些事业是否被标榜上政治标签，只要它们对比丘的宗教生活不构成妨碍。”

　　当时，我国的太虚大师，被称为“政治和尚”，主张议政而不干政，他的许多思路其实是同南传佛教中的社会参与式佛教有类似的地方。不过，时过境迁，亚洲各国早已结束殖民或半殖民的统治，走上的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世界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南传佛教中的社会参与佛教也与时俱进，由主要致力于政治活动，开始转型到关注生态、环保、人权、贫困、医疗等多项关系国计民生的议题。

　　“一切皆苦”，“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是佛教最基本的核心理念，社会参与式佛教对此都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体悟，在保持佛教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其社会参与理念。——一切皆苦，不仅是人生心理的痛苦，也有外在，由于战争、疾病、饥荒、贫穷等等原因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痛苦。人有病、有苦；社会也有病，有苦。因此佛教徒要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维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现实社会真正去解决这些痛苦。——诸法无我，不仅我空、法空，各个民族国家，文化圈也要空，即虚怀若谷地去接受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不要我执，才能避免无谓的“文明冲突”。——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佛教也是如此，也是发展的，佛教对于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鲜事物都要勇于接受，不断创新。

　　社会参与式佛教，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固然，社会参与式佛教的一些理念和实践行为，未必全为广大佛教徒接受，但无疑是值得我国人间佛教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