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基督宗教对生命本质和社会参与的比较思考
缘起的同一和终极目标的相异
各宗教虽然外在形态千差万别，但缘起、精神、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缘于人生的困惑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着力于以人心为本解决人自身存在的困境，提升生命质量以达致社会和谐。
佛教与基督宗教都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苦。佛教说，“有此身故有是苦”。苦是佛教人生价值观的核心，是佛教教义的基础。基督宗教也认为，痛苦一词“看来是特别属于人性本质的。”教会“在人痛苦的道路上与人相会。”这不仅在说痛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在说，因为人生有痛苦，有生命的困惑，才有对超越的追求及宗教的沉思。
归根结底，佛教与基督宗教都认为，人的欲望、贪婪使人生有痛苦。故而佛教的菩萨戒与基督宗教都有心动念起即是罪的学说。人要脱离痛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当致力于克服欲望以及由欲望而生的罪恶对人的束缚、捆绑，从而达到超越与解脱。
若说佛教与基督宗教在论及生命本质为苦及苦的缘起的观点比较接近的话，那么，二者在论及如何认识痛苦，如何获得解脱，以及人生的终极追求等问题上，则越走越远。
佛教将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身心解脱、修成佛道定为人生终极目标。佛教认为，人的命运受控于业力，业力受控于人心。人生之苦是自身的业报，非由他力，乃在自心。“放弃、消灭爱欲与对此五蕴之身的贪求，就是苦的止息。”因此，解除痛苦，达到人生目标之道在于明心见性、内向修行。
佛教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人的本性与本心与佛的本性无本质区别，“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佛教没有超越的创世者，释迦牟尼不是神，是人，是人中的觉悟者。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修炼成佛，只需“识心见性”，便可“见性成佛”。这是一个不依赖于社会或他人，不信赖于神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不依他力”，全靠自力，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修行，“自贵其心”，“自净其意”就能完成的目标。
基督宗教认为，痛苦神圣意义在于，痛苦着即是参与着基督的救赎工作。人不能在自己人性的层面发现痛苦的意义，而是在基督痛苦的层面发现意义。基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自己的使命，被钉十字架是痛苦，也是付出，而且是为他人付出，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是救赎的恩典。十字架将爱与痛苦，将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基督把自己的苦难对人开放，人如果分担基督的痛苦，也即是分担所有人的痛苦，从而也是承担人类的救赎工作，完成基督的救世工程。痛苦带来救赎，痛苦具有拯救人类的意义。这些内容和意义丰富了人世的痛苦，于是，人在此世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又因着信仰基督、参与基督的救赎工作而具有神圣的意义。圣化痛苦就是圣化生命。基督宗教呈现的以苦为乐，与佛教脱苦得乐形成巨大反差。
对现世的回应和参与之比较
佛教的世界观大大强化了其不执着于世间万物的出世态度。佛教认为世间万物本质是无常。“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世间一切现象的生住异灭都是因缘的聚散而已，“一切诸法，因缘所生”。所以，佛教的创始者佛陀与基督宗教不同，对于世界与人类、灵魂与物质、永恒与瞬间、有限与无限等问题涉猎甚少，几乎没有作出正面回答。
佛教一定程度上予现实世界以价值的否定，故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不无偏激地说，“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偏偏有人要把佛教拉回到现实世界。太虚大师开创的“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法师也是力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融通真俗二谛，成就自他两利”。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认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攝、六度以利益人群。”当代“人间佛教”的弘扬者星云法师要求众僧“人在山林，心怀社会”，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至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即便是积极入世的太虚大师也认为，宗教的主要功能在人心，救心重于救世，救心先于救世。他说，“人心的改善，确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一个国家的建设不外于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宗教是互补的，但“政治齐其末，宗教植其本，宗教种其因，政治收其果”，提出“问政而不干治”的佛教政治原则。星云法师认为，佛法与政治是一致的，政治仅凭强力手段惩治罪恶，无法涉足人心，不可能解决人世间的根本问题。宗教可以劝化、感化、教化人心来补充政治之不足。“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行列，以佛教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太虚、圆瑛、赵朴初、星云等倡导“人间佛教”的佛学大师，终身致力于形成一种佛化的风气，佛化的社会。他们认为，净土非由神创造，而是由人心造作而成，苦中求乐，常乐我净；心净则人生净，则国土、社会、世界净；清净己心当下即是人间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觅净土；主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当仁不让、直下承担。使佛教具有入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