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以来，中国大陆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已成为中国佛协各级组织的共识。这不仅香港佛教做不到，台湾佛教也未必能做到，而且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浅显地说，也就是在大陆提倡佛教现代化已处在名正言顺的有利地位。第二，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佛协在培养能继承发扬人间佛教的人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在创办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佛教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普及人间佛教理念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三，在“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即回报与关怀社会方面成绩显著。(参见《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无可讳言，由于大陆并未厘清“人间佛教”与“人乘”的界限，不少佛教徒依然把信仰人间佛教所作的利他行为视作只能得低层次福报的“有漏行”，赵朴初强调的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尚未得到真实体现。人间佛教理念也未能深入渗透到各宗派的教义、教法中去，多数地区对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仍停留在口头上、书刊上，实际上则各行其是。尤其是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内核宣传阐发非常不够，使得未来将担当建设人间佛教重任的学僧们对此都认识模糊，有的甚至望文生义，误以为“人间”就是世俗，提倡人间佛教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庸俗化的理解在台湾也有，贻害非浅。还有的则流于另一极端，对“人间佛教”指导方针置若罔闻，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思使佛教与现代社会适应协调。如此，今后佛教也不过多修建些寺院等外表而已……。不过总体而言，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方针指导下，十多年来，大陆佛教恢复和发展的速度仍相当惊人。

四、道并行而不悖

　　太虚、印顺、赵朴初分别对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与诠释，可以说各有千秋，大同小异。就佛教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途径、佛教关怀社会的作法等而言，应鼓励标“新”，允许立“异”，各抒所见，百家争鸣，才能推动人间佛教理论实践的丰富发展。就弘扬人间佛教理论内核，提倡作用于社会的佛教伦理规范而言，应趋同并求同存异，才能避免初学佛者与社会广大的同情佛教的人们摸不到正法正信正见。这应是人间佛教的异同统一观。这种统一观还要求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时机与场合分别强调人间佛教的不同侧面。例如针对已有一定佛学或修持造诣的对象，在比较高层次的佛学刊物上，可强调“异”。对一般佛教徒，在普及性刊物上，宜强调“同”。太虚的理论建构博大，包容性强，初步奠定了人间佛教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印顺立“异”，赵朴初趋“同”，他们对整个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各有贡献，而且可相互补充。就佛教现状而言，由于极端世俗化倾向明显，似应强调三位大师的“同”的一面。这一面就是人间佛教理论中经过20世纪历史考验的内核，亦即他们三人之“道并行而不悖”，他们各自认识到的真谛相通的一面。其首要的一条即为净化社会，引导社会向上，建设人间净土。对世俗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应坚持佛教正知正见，进行批评、揭露而决不能随俗。这是他们的共识之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是从属于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的，是手段。然而从步骤讲，却是只有先办这些事业，适应社会需要，使社会认可佛教，才谈得上引导世俗社会，建设人间净土。从太虚、印顺、赵朴初的又一共识，即关怀社会、服务人群来看，人间佛教服务人群的物质手段——上述事业也仍是外在的，世谛层的。佛教关怀社会、服务人群的精神手段——对社会而言是提高道德水准与国民文化心理素质，对佛教徒而言是由菩萨道成佛，才是内在的，吻合佛法真谛的。因此，无论是太虚、印顺、赵朴初，还是任何一位人间佛教的真正提倡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没有讲过允许人们借佛敛财的话。当然，佛教办社会事业需要钱，但净资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合情合法、主要通过精神方面的服务来获得，如果信徒与社会上倾向佛教的人们深信，佛教的弘扬能够造成他们的“资生事业”发达的有利社会环境，佛教的信仰与修持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康乐，他们自会自觉自愿地捐赠。当然，也提倡僧尼实行农禅、工禅并举，不排斥由僧尼经营素餐业、旅游业、文化出版等事业而获取净资。至于有人借入世化的大旗，干营私的勾当，这恰恰为人间佛教所极力反对。不能把这盆脏水泼在人间佛教的提倡之上，也不能因此而不敢提或少提人间佛教。

　　然而随着人民富裕与精神需求高涨，极端世俗化倾向不难克服。长远来说，障碍人间佛教理论深入人心的反而主要是由长期小农社会的狭隘自私心理转化而来的部分佛教徒偏于自利、急于求证的心态。“治心”和“治境”两方面协调才能圆满获得解脱。中国传统文化仅突出佛教的“治心”一面，即佛教的种种修持法门。人间佛教理论同时突出创造人间净土，即“治境”，使之与“治心”相辅。太虚早年对创造净土特多发挥。印顺说：原始佛教时期，佛陀出于救世本怀，“组织起大智大悲的自由集团”，“在倡导佛教的解脱论中，没有忽略世间”。事实上，佛陀当年弟子之间就形成了一片人间净土，在这样的环境中修持，就涌现了成百上千的菩萨、罗汉。因而，“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的配合着世间的净化。”(《佛在人间》)在中国唐代，慧能率其徒不慕世荣，精进参学，也曾形成一个有利修持的局部环境，以故那时高僧辈出，大德多有。因而赵朴初说：古代“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一定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佛教与中国文化》)自然，那时并无人间佛教之名，但已有人间佛教之实。部分佛教徒修行的最大误区是错解了缘起论，以为修正业得正果，利他只是助业，最多不过“有漏果”。其实，缘起论恰恰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正业、助业也不例外。把正业、助业的区别绝对化，就是偏于自利解脱的认识根源。另一方面，人间佛教之所以强调利他行为，就是“莫以善小而不为”，而小事易成，每成一事就增加一分信心。《心地观经·不舍品》云：“入佛法海，信为根本。”这一根本，又需要“善”去培植，即福德因缘。此即信心积累可以上升为信仰。不修利他助业，修行亦会退堕；而助业如果能坚固，也能转为正业资粮。当然，无论修助业、正业都不能刻意追求。善行不随缘，勉强去做就容易失败，导致信心丧失。正业刻意也会入魔。自古求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现代仍然如此。似乎古代高僧大德众多，但这并不意味古人比今人颖悟，而恰恰是因那时的世弊道衰，激发志士发下觉世大愿，躬行利他，聚合同道，相互见贤思齐，鼓舞信心，启迪智慧，共成增上缘(良性循环)。此即栖“心”的净“境”，是以得道者众。后人只慕得道及其修行旨要，不思进修善业以维护和改善有利修行的局部环境，于是顺缘反成逆缘，真得道者反如凤毛麟角。唐末、明末都是这样。如此看来，整部佛教史也是不断的生住异灭史。故而“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太虚当年曾深深感叹：“余虽(为佛教为众生)力竭声嘶，其奈如聋若哑之僧徒何!”在那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社会影响之下，要转变这部分教徒心态几乎不可能。在转型期社会失序的情形下，走正道做小事也难，人们信心丧失也往往影响及于法门败坏。但在市场经济逐渐成熟有序的前提下，人们就有可能把握人间佛教的真谛——人身难得，就从身边小事做起，以成就事业来增强信心、培植善根，以蔚成极有利修正业的人间净土。助业辅正业，正业依助业，共成菩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