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圣外王”的工夫实践论

广义上讲，马一浮(1883—1967)的全部学问都是工夫，工夫就是学问。郭齐勇教授曾说：马一浮的工夫论亦是儒佛之辩证综合。马一浮说道：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凡属有心，自然皆具知能二事。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其言知、能实本孔子《易传》。在《易传》谓之易简，在孟子谓之良。就其理之本然则谓之良，就其理气合一则谓之易简，故孟子之言是直指，而孔子之言是全提。何谓全提？即体用、本末、隐显、内外，举一全该，圆满周遍，更无渗漏是也。盖单提直指，不由思学，不善会者便成执性废修。全提云者，乃明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方是简易之教。性以理言，修以气言。知本乎性，能本乎修。性唯是理，修即行事，故知行合一，即性修不二，亦即理事双融，亦即“全理是气，全气是理”也。

“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是马一浮的工夫论的根本宗旨，也是马一浮评价一切修养功夫的基本准则。在他看来，理虽本具，亦要学而后明；精义入神，方能致用。所以他特别主张“性修不二”，并且非常注重“涵养”，认为“学者用力处只在涵养，涵养熟，自能悟，悟后仍要涵养，故彻头彻尾只是一个涵养，而察识自在其中。功夫间断，只是未熟，熟则不忧间断矣。”在马一浮看来，禅家悟处，即是察识。虽然一时顿了，甚是快捷，但此有时节因缘，不假用力，不可企求。所以学者用功须注重涵养，并认为“净除现业流识，即是涵养。”

“主敬为涵养之要”，在马一浮看来，要想不被物蔽，此心必须时常保持肃然虚明。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敬”的工夫绝不可能。他认为，儒家所谓“敬”实如佛教之止、观二法。他在解释《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时，联系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说：“伊川此言略如天台所立止观法门，主敬是止，致知是观。彼之止观双运，即是定慧兼修，非止不能得定，非观不能发慧。然观必先止，慧必由定，亦如此言涵养始能致知，直内乃可方外，言虽先后，道则俱行。”

儒家关于人生的目的，关于学问的目的，用四个字来说可以称之为“内圣外王”。马一浮对于“内圣外王”的理解，是一种“诚于衷，形于外”的自然的过程。他说：

前至为圣，后至为王。如志至即内圣，诗至即外王；诗至即内圣，礼至即外王；礼至即内圣，乐至即外王；乐至即内圣，哀至即外王。此以礼乐并摄于诗，则诗是内圣，礼乐是外王。又原即是体为圣，达即是用为王。更以六艺分释，则《诗》是内圣，《书》是外王；《乐》是内圣，《礼》是外王；《易》是内圣，《春秋》是外王。

“外王”在马一浮那里，首先是王道外显的过程，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权位或事功上的成绩。即使德为圣人，若不能成就霸业，便是外王没有开出。禅宗六祖慧能谓：“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马一浮常言“唯佛能知佛，唯君子能知君子”，理亦在此。他说：“但患自心不作佛，不患佛不会说法”。换言之，也可说：“但患自心不内圣，不患圣人不外王”。因此在马一浮看来，“内圣能否开出外王”的问题，乃是一个关乎工夫与境界的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抽象思辨的知识问题。而所谓“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成贤成圣，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工夫。

马一浮“内圣外王”的功夫论追求通过“外王”来实现“治世”的积极愿望。认为“今天下之大患，惟在循物肆欲而不知率性循理。此战祸之所由来，不独系于一国家、一民族也。孟子当战国之时，举世言利而独称仁义、道性善，故时人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孰知彼所谓‘迂阔’者，乃是切近；彼所谓‘事情’者，乃是虚妄；彼所谓“事情”，即纵横家所言“利害”，如今之“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只有率性循理，方可内圣外王，长治久安，世界和平。

二、儒佛会通的人间佛教倾向

马一浮的佛法参学，主要集中于民国初期，特别集中于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七年(1918)，这段时期马一浮不仅研阅大量佛典，而且表现出由教入禅、由禅归净而戒的佛学取向。

马一浮作为传统儒者，不但对佛学的造诣很深，而且积极致力于儒佛会通。他察觉到佛教义学相对于传统儒学的殊胜之处，在20世纪20年代后，对佛法知见有了深入领会，主张“儒佛会通”，提出“须以本迹二门辨其同异”，认为“原夫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旬殊施，故六艺之占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无二，推其宗极，岂不冥符，果情执已亡，则儒佛俱泯。”又说：“从来云月是同，溪山各异，并不相碍也。无论儒佛，凡有苦教，皆以明性道为归。”在马一浮看来，儒佛二家从本源上说，都是为明心性，如果人们能洞彻心源，得意忘象，便能体悟千圣所归，无不一致之理。于是以“同本异迹”之论概括道：“盖迹异，故缘起有殊；本同，故归致是一。就迹，则不夺二宗；依本，则不害一昧。若迹同者，二俱不成；若本异者，一亦不立。今双立儒佛，正以同本异迹。”也就是承认儒佛在形式上、礼节上、方法上有差别，甚至对立，但认为其基本原理和最终目标上却是一致的。

马一浮所认为的“同本”可以有多种理解。可理解为“至理”，即指儒佛于心性本源、心性归趣之同。也可理解为“教化”等。这是从基本原理的角度来理解，若从最终目标上来分析，我们可理解马一浮所谓的“本”即为“内圣外王”以“治世”之道。马氏的“内圣外王”虽不同于一般的功利心态，但仍具有积极的入世态度，可以认为马一浮对于佛教的最终目标是“慈悲普世”的，态度亦是积极入世的。

马一浮“内圣”之道与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界定有异曲同工之妙。《太虚·人生佛教》中指出：“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此名真现实。”太虚大师又强调：“佛学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一个人”。要“增高知识的生活，完善适德的生活，再以此完成优美家庭、良善社会、和乐国家、安宁世界”，以做一个“成功中圣人”。

马一浮剥除儒家事功之后的“外王”治世目的之道亦与太虚法师“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适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相呼应。由此亦可体会，人间佛教的思想倾向乃是一种时代潮流，太虚法师提出人生(人间)佛教思想并付诸实践绝非偶然，是时代性之使然。

三、创建的佛教居士组织——“杭州般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