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佛教关系】

　　中国和越南壤地相接，交通便利。公元二世纪末，中国的著名学者牟融从苍梧(今广西梧州)奉母到交趾(今越南河内地区)居住，并笃志奉佛，著《理惑论》三十七篇，以显扬佛教。三世纪初，康居高僧康僧会幼随父母由印度移居交趾，双亲死后出家，于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南京，先后翻译出《六度集经》等七部二十卷；并创建建初寺，成为江南最初的寺宇。同时又有西域高僧支疆梁接，于吴五凤二年(255)在交州(州治在龙编，今越南北部)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中国沙门竺道馨笔受(《开元释教录》卷二)。三世纪末，印度僧人耆域经扶南(今柬埔寨)到达交州，并来到中国洛阳(《高僧传》卷九)。六世纪末，乌苌(今巴基斯坦)高僧毗尼多流支到中国长安译经弘法，然后由中国到越南，住龙编古法寺，弘传佛教。越南佛教徒从古以来通行的是汉文佛典，说明两国人民和佛教徒的友谊，自古以来就很密切。

　　公元七世纪中，唐朝僧人明远到越南，和越南僧人联翩往西域求法。明远，益州清城人，振锡南游，到达交趾，然后由交趾乘舶往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又到狮子洲(今斯里兰卡)，更往大觉寺(印度摩诃菩提寺)。僧伽跋摩，康国人，显庆年内(655—660)，奉令往交趾采药。他在交州正值灾荒，每天营办饮食，救济孤苦，悲心涕泣，时人号为常啼菩萨。昙润，洛阳人，在交趾居住年余，声望颇隆。随后他泛舶南行欲往印度，行到诃陵北渤盆国(今婆罗洲)，遇疾而终。慧命，荆州江陵人，至占波(越南中部)后，遭逢大风，不能西行，折而归唐。智弘，洛阳人，与荆州无行同往印度，至合浦登舶，漂到匕景(越南中部)，又回到交州，居住一夏，冬末复随舶南行，到室利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更到狮子洲，往中印度(均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同时和唐僧同往西域求法的越南僧人，有运期、窥冲、大乘灯。运期，交州人，与昙润同行，后为中国益州会宁的弟子，随师至诃陵国，从诃陵高僧智贤受戒。窥冲，交州人，是明远的弟子，与师同舶航行商海，到狮子洲，赴中印度。大乘灯，爱州人(越南北部)，幼随父母往杜和罗钵底国(今泰国境内)出家，后随唐使郯绪到达长安，在慈恩寺玄奘法师处受具足戒，居长安数载，阅览经书，后来曾随义净往中印度。这些都是中越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史实。

　　至于越南佛教的禅宗前派、禅宗后派、雪窦明觉派、竹林临济禅和莲宗，都和中国佛教有很深的关系。

　　越南前期传弘的禅法，是毗尼多流支所传入，据《大南禅苑传灯辑录》说，他在中国曾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则其禅法显然是由中国传入。他的弟子法贤，据说是以《楞伽》为心要；法贤的弟子清辨，则以《金刚经》为眼目；从此以下各代，更接近中国南宗所传的顿悟禅法。

　　唐元和十五年(820)九月中国无言通禅师到越南，开创了越南禅宗后派。他原籍广东，姓郑氏，出家于婺州(今浙江省内)双林寺，曾依百丈禅师为弟子。他这一系统在越南递相传持，绵延不断。中国禅宗的现成公案和体验方法，在这一禅派中也盛行传承。直到现代，越南的禅学大多是无言通这一流派。

　　越南禅宗的另一流派是雪窦明觉派，创始于雪窦重显的弟子草堂禅师，主要是传“雪窦百则”，越南李朝君臣多向他参学。

　　此外还有竹林派临济禅，也是越南禅宗后派的一个支流。公元十三世纪间，越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去越的天封禅师，又曾从宋朝德诚禅师参学。三传而至陈仁宗，更笃志禅学，出家为僧，称为竹林调御，即为竹林派开祖。道杨建于安子山花烟寺，以临济禅为主。

　　十七世纪的竹林派禅，渐渐带有净土教的色彩。越南新宗派莲宗，就是由竹林派中分枝兴起，由白梅麟角倡导而大盛。其渊源是南宋慈照子元所倡导的白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佛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一个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这和中国宋明以来禅教净相融合的佛教风气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