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佛教关系】

　　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关系，始于公元四世纪间，即朝鲜的三国(亦称三韩：高勾丽、新罗、百济)时代。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372)遣使及僧顺道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勾丽，高勾丽王遣使答谢。越二年(374)，秦僧阿道又至高勾丽。翌年高勾丽兴建肖门寺及伊弗兰寺供顺道和阿道居住。是为朝鲜佛教之始(《三国史记·高勾丽本纪》)。但在这以前，高勾丽也有个别崇奉佛教并与中国佛徒相往还的人士，如《高僧传》卷四载有东晋名僧支遁(314—366)与高丽道人书，称述剡县(今浙江嵊县)仰山竺潜(法琛)的风范。这显示了中朝民间佛教的来往关系早已存在。宋末齐初时，高丽僧道朗来至敦煌，从昙庆受学三论，并在中国诸方游化；后来于齐建武中(494—497)至江南，住钟山草堂寺，又登摄山，嗣法于黄龙(今吉林地方)法度，传罗什的三论之学。时江南盛弘《成实》，名师辈出，道朗则宣扬三论，非难《成实》，名士周颙也从他受学。天监十一年(512)梁武帝乃遣僧正智寂、中寺僧怀、灵根寺惠令等十师诣摄山，从朗谘受三论大义。梁武帝也因此舍《成实论》，依大乘义撰作章疏(见《高僧传·法度传》)。这显示了早期高丽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另在朝鲜西南部的百济方面，据《三国史记》卷十八说：百济枕流王元年(384，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胡僧摩罗难陀由东晋来到百济，翌年在国都汉山创立佛寺，度僧十人，为百济佛教之始。自是以后，佛法渐兴。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至梁求请《涅槃》等经及工匠等(见《梁书》卷五十四、《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当时百济佛法殷盛，“僧尼寺塔甚多”(见《周书》卷四十九)。

　　朝鲜东南的新罗地区，佛教传入也较早，并早有新罗僧人来中国参学。梁武帝于太清三年(549)遣使偕同新罗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国，新罗真兴王亲率百官奉迎于兴轮寺。嗣后陈文帝于天嘉六年(565)又遣使与僧释明观等往新罗国通好，并致送释氏经论千七百余卷(《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隋代统一中原，大兴佛法，在全国诸州建舍利塔，广申供养，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也向隋朝请得舍利还至本国起塔供养(《广弘明集》卷十七)。其时三国在中国留学的僧人甚多，其中沙门玄光，新罗人，来隋观光，志求禅法；曾登衡山，谒见慧思，密受法华安乐行门，得慧思印可；从那以后移锡江南，得本国舟舶，载返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化导甚众(《宋高僧传》卷十八)。沙门波若，高勾丽人，陈末隋初，来江南游方参学，随后入天台山，向智者求授禅法，在天台华顶晓夜行道，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后于国清下寺示寂(《续高僧传》卷十七)。沙门圆光，本姓朴，新罗人，年二十五，乘舶来金陵，闻庄严寺旻公弟子讲说，乃发道心，启请陈帝：愿归佛法，奉敕为之落发，并受具戒。此后，游历讲肄，领受微言，于《成实》、《涅槃》三藏教典，广事披习。嗣游虎丘山，为信士开讲《成实》、《般若》，听者欣领，皈者日众。隋开皇中，又到长安，宣讲《摄论》，声誉更广。其本国闻之，启请还归；隋帝敕厚加劳问，令归故国。光返国后，朝野归敬，化缘甚广(《续高僧传》卷十三)。沙门安弘(一作安舍)，新罗人，于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来中国求法，并邀同于田沙门毗摩罗真谛及农伽陀两僧返回本国，赍回《楞严》、《胜鬘》二经及佛舍利等。沙门智明，新罗人，于陈后主至德五年(585)七月来陈求法，留学十七年，于隋仁寿二年(602)九月随其国使上军返归本国，受国王尊敬，奉为大德。沙门昙育，新罗人，于隋开皇十六年(596)来隋求法，至炀帝大业元年(605)三月随其国使惠文返国(均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高僧慧灌，高丽人，在隋嘉祥寺吉藏门下，精研三论，后返本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为日本三论宗开祖(《元亨释书》卷一)。当时朝鲜三国来华留学沙门人数众多，隋朝廷对他们都亲切接待，并延聘名德学者为他们讲授。据《续高僧传》卷十三、十五说：释神逈，释灵润，先后于大业十年(614)奉召入鸿胪寺，敷讲经论，教授三韩学人。可以想见当时来学的盛况。

　　其时三国对于中国佛教和文化响往甚殷，初唐武德八年(625)，高丽荣留王派人来求佛法(《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后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新罗国还表请派人来中国学问经教(《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尤其是七世纪后期，朝鲜在新罗统一时代，与唐友好来往更为密切。据《三国遗事》卷五记载：新罗孝昭王元年(唐中宗嗣圣九年，692)，兴建宝德寺，专为唐国祈福。而在唐楚州(江苏淮安)以北，今江苏、山东沿海一带，且多有新罗坊、新罗院。可以想见当时新罗入唐僧伽之多。因之在七世纪唐僧西行求法的热潮中，新罗沙门也多相偕前往，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即列有新罗、高丽僧八人。

　　唐代佛教各宗次第形成，而新罗、高丽学僧在诸宗中也英才辈出。首先是三论宗方面，有高丽沙门道登，于贞观二年(628)来到长安，继慧灌之后，从嘉祥寺吉藏受传三论幽旨，后赴日本，住元兴寺，畅演空宗(《本朝高僧传》卷七十二)。

　　在慈恩宗方面，有神昉，新罗国人，早年入唐游学，请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贤所推重。贞观十九年(645)夏六月，他奉召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证义大德。此后即随侍玄奘，译经受学，在大慈恩寺《大毗婆沙论》的翻译中任笔受，最后于玉华宫寺《大般若经》的译出时任缀文，始终参与其事，为奘门四上足之一。著有《瑜伽》、《唯识》等论疏记(均佚)。圆测，原为新罗王孙，自幼出家，慧解焕发，于贞观初年来长安，唐太宗爱其明敏，赐以度牒，令住元法寺，学通《毗昙》、《成实》。贞观晚年，玄奘三藏西游返国，一见如旧，遂从受学，通达《瑜伽》、《唯识》诸论，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圆测门下突出的新罗学者，有胜庄和道证。胜庄早年入唐，后为唐京大荐福寺大德，晚年参与义净译场任证义。著有《最胜王经疏》、《梵网经述记》、《成唯识论决》、《杂集论述记》、《大因明论述记》等。道证长期从圆测受学，于武周长寿二年(693)由唐赍天文图返国。著有《成唯识论纲要》、《成唯识论要集》、《辨中边论疏》、《因明理门论疏》、《因明理门论述记》、《般若理趣分疏》等。又新罗沙门顺璟，

　　在本国习法相大乘，传得玄奘的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乾封年中(666—667)，因其本国来使附至长安，时玄奘已逝世二年，窥基见之，盛加赏赞。璟尚著有《法华经料简》、《唯识论料简》、《因明正理论钞》等。又新罗兴轮寺沙门道伦，出自窥基门下，依窥基所撰《瑜伽论略纂》并参照其本国学者圆测、顺璟、元晓诸说，撰《瑜伽论记》二十四卷。又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三人，于武周长安三年(703)入唐，在濮阳智周门下受学唯识，后赴日本，弘演法相宗义。又圆测的再传弟子新罗太贤(一作大贤，出于道证门下)，通才博学，尤精于唯识，辽东后进皆遵其明训。他的著作有《华严》、《金刚般若》等经和《瑜伽》、《摄大乘》等论的《古迹记》以及《成唯识论学记》、《成唯识论决释》、《瑜伽论纂要》、《起信论内义略探记》等书共四十二部，显见其在弘传玄奘唯识学方面的突出成就。他所著书并传入中国。

　　在华严宗方面，有义湘(625—702)，新罗鸡林府人。天资英迈，弱冠出家，于龙朔元年(661)，附唐使由新罗西归之舶来长安，到终南山至相寺，从智俨学《华严》妙旨，时与贤首法藏同学，相与钻研，著有《华严一乘法界图》一卷。咸亨二年(671)还归本国，在太白山创浮石寺，学徒云集，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至唐中宗嗣圣九年(692)，法藏趁其弟子胜诠返归新罗之便，由唐寄书与他，并托胜诠抄归所著《华严探玄记》、《一乘教分记》等。当义湘受到法藏的记疏后，掩室探讨，经旬方出，命其弟子励志讲习，并宣称“博我者藏公，起予者尔辈”。成为中朝古德间弘传《华严》的佳话。同时新罗僧元晓，精研《华严》诸经，著有《华严》、《楞伽》、《金光明》等经疏和《华严经纲目》、《法华经宗要》以及《起信论疏记》等。他的《起信论疏》等当时即已传入中国，唐清凉澄观曾于淮南向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见《宋高僧传》卷五)，即为元晓所著。

　　在律宗方面，有新罗沙门慈藏，以贞观十二年(638)率领门人僧实等十余人来到唐京参学，蒙敕慰抚，优礼有加。慈藏禀性慈济，曾为四众广授归戒。贞观十七年(643)将欲回国，唐帝敕赐衣衲及诸采段。慈藏又于弘福寺为国设斋，并度八人；又以本国经象未全，在唐请得藏经一部并佛像等返国。是为朝鲜有大藏经之始。慈藏回国后，被敕为大国统，住王芬寺，大兴佛法。唐代道宣门下的新罗学僧甚多，所著戒律章疏当时盛传于海东。

　　在禅宗方面，相传新罗沙门法朗于贞观年中入唐，从四祖道信受传心要。法朗的新罗弟子信行(704—779)，也渡海来唐，受学于长安唐兴寺志空(神秀的再传弟子)门下，后来返国弘传禅法。据《景德传灯录》各卷所载：南岳怀让的法嗣有新罗本如禅师。西堂智藏的法嗣有鸡林道义禅师、新罗慧(哲)禅师和新罗洪直(一作洪涉)禅师。道义禅师，德宗建中五年(784)入唐，在唐三十七年，参见西堂智藏、百丈怀海，于穆宗长庆元年(821)返国，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见《祖堂集》卷十七、《禅门宝藏录》卷中)。慧(哲)禅师，元和九年(814)入唐，谒智藏于冀公山，并至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三年，开成四年(839)还至新罗，在桐里山太安寺大开禅化。洪直禅师，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见《祖堂集》卷十七)。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有新罗无染禅师。他于长庆元年(821)随国使王子昕入唐，诣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又至洛阳佛光寺问道于如满，后乃诣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会昌五年(845)归国，大阐宗风，门弟子二千人，成为圣住山派(见《祖堂集》卷十七、《禅门宝藏录》卷上)。袁州仰山慧寂的法嗣，有新罗国五观山顺支(一作顺之)禅师。他于大中十二年(858)随国使泛海入唐，参仰山得法而归，为新罗国沩仰宗的初传(见《祖堂集》卷二十)。唐代先后由新罗来华学禅的僧人还有玄昱、觉体、道均(一作道允)、七日(一作梵日)，迦智、宗彦、大茅、彦忠、智异山、钦忠、行寂、清虚、金藏、清院、卧龙、瑞岩、大岭、大无为、云住、庆猷、龟山、慧云等，高丽先后来华学禅的高僧有雪岳灵(一作令)光、道峰慧炬、灵金、慧洪等。以上新罗、高丽两地禅师之中，有些语录也选载在我国禅宗的《传灯录》中。此外唐末、五代先后由高丽来中国学禅的僧人还有不少。他们都学有成就，归国弘传。于此可见中朝禅学息息相通的亲密关系。

　　在密教方面，新罗沙门明朗于贞观六年(632)入唐学杂部密法，贞观九年返国，创金光寺，为海东神印宗的开祖。又有新罗沙门惠通，也于当时入唐学密，麟德二年(665)归国行化(均见《三国遗事》卷五)。又有新罗沙门明晓入唐求学密教，于圣历三年(700)三月将欲还归，请得《不空?索陀罗尼经》一部一卷携回本国(《开元释教录》卷九)。又有新罗沙门慧超，弱冠入唐，开元七年(719)金刚智东来，因师事之。后泛舶南海，经狮子等国，历五天竺，遍礼圣迹，还过葱岭，于开元十五年(727)返至安西，撰有《往五天竺国传》三卷。又随金刚智、不空受学密法，并入译场，笔受译经。建中元年(780)于五台山乾元菩提寺写出《一切如来大教王经瑜伽三密圣教法门》，并述其秘义。前后五十四年，对于密教的传弘颇多贡献。同时又有唐僧义林，曾从善无畏学胎藏法，后赴新罗，弘布密教。

　　此外入唐游学的新罗僧人，尚有沙门无相，原为新罗王子，于开元十六年(728)泛海来唐，玄宗召见，隶禅定寺。后入蜀谒智诜禅师，玄宗入蜀时曾迎入内殿供礼，以至德元年(756)示寂，年七十七(《宋高僧传》卷十九)。沙门无漏，原亦新罗国王之子，泛海来唐，欲游天竺，远至于田，后转至贺兰山，结茅栖止。肃宗征召不起，后命郭子仪往谕始来，于内寺供养，未遂归山，遂乃示寂(《宋高僧传》卷二十一)。新罗高僧地藏，原为新罗王族，于中唐时渡海来华，至池阳(今安徽青阳)九子山(今称九华山)中，宴然独坐，一区善信，悉皆宗仰。以贞元十九年(803)告众示寂，尸坐石函中，越三年未腐，群尊之为地藏菩萨示现。其山因被称为地藏灵迹(《宋高僧传》卷二十、《九华山志》等)。

　　朝鲜在高丽王朝时，佛法仍很兴盛。据《佛祖通载》卷二十六记载：杭州永明寺智觉延寿撰《宗镜录》一百卷及诗偈赋詠千万言，传至海东，高丽光宗王览师言教，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致送金缕袈裟、紫晶数珠、金澡罐等。高丽禅师智宗等三十六人，也先后来到吴越，亲承印记，归国后各化一方，盛传法眼禅法。

　　当时，中国在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唐末五代战乱之后，佛教典籍颇多散佚，而高丽国保存中国典籍甚多。四明沙门子麟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丽、百济等国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的接待，并遣使李仁日送师西还吴越(《佛祖统记》卷二十二)。嗣后吴越王钱廙又因天台义寂之言，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向高丽求取教典。翌年(961)高丽光宗王遣僧谛观奉诸教籍来到吴越，而亲闻义寂讲授教观法门，心悦诚服，遂礼以为师，留居螺溪门下十年，即在当地示寂，著有《四教仪》一卷，为台宗名籍。同时台宗第十六祖宝云义通，原为高丽国人，受具后学《华严》、《起信》。晋天福(936—943)时(一作汉周之际)来中国，初游天台云居德韶门下，次从螺溪义寂受业甚久，精通一宗圆顿之学。当其欲由四明泛舶回国，郡守钱惟治(吴越王俶之子)延问心要，又请为菩萨戒师，留在当地弘法。从此义通在浙东弘扬教观几二十年。台宗的知礼、遵式都出在他的门下，受业的学人很多，宋端拱元年(988)圆寂，终年六十二岁。

　　宋初在成都新雕大藏经板完成。印出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高丽成宗王遣僧如可赍书来请大藏经，太宗即命赠予，并赐如可紫衣(《宋史》卷四百八十七)。淳化元年(990)，高丽又遣使韩彦恭来宋，请求佛经，得到新印的大藏一部，翌年四月赍归。高丽成宗王亲自迎入内殿，邀僧开读，并下令大赦。同年十月，又遣翰林学士白思柔来谢所赠经典(《高丽史》卷三)。真宗乾兴元年(1022)，又付高丽国使韩祚赍归佛典一藏(同史卷四)。另在中国北方契丹，官版大藏经也于辽兴宗(1031—1054)时新雕完成，至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以新印的契丹藏一部赠送高丽国，时高丽文宗王备法驾迎于西郊(同史卷八)。此后辽寿昌五年(1099)、乾统七年(1107)，辽使萧朗、高存寿先后至高丽，每次均以契丹藏经相赠(同史卷十一、十二)。当时高丽和宋、辽两朝都友好交往。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夏四月，高丽文宗王以宋帝节日，设斋于东林、大云二寺为宋帝祝寿。元丰六年(1083)春三月，高丽文宗又命太子奉迎宋朝大藏经于开国寺，仍设道场祈愿(同史卷九)。同年高丽文宗病殁，宋神宗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并遣使左谏议大夫杨景略等前往高丽祭奠、吊慰，并聚僧徒，设道场于文宗灵殿(《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史》卷九)。可见当时两国在佛教关系上的亲切。

　　高丽僧义天，原为高丽文宗第四子，年十一出家于灵通寺.习华严教观，后被封为祐世僧统。于宋元丰八年(1085)率弟子寿介等来华求学佛法，并献赠经像，宋哲宗引见，令居启圣寺。时中国贤首章疏久已逸失，幸得义天持来，得以复传。义天又从天竺寺慈辩受传天台教观，依灵芝元照为说戒法，并受传所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等。更游佛陇，礼智者塔。于元祐元年(1086)赍同所请得的经书一千余卷，随其国使还归高丽，大弘贤首、天台的教法，并奏请将所得经书悉皆刊行。又以金书三译《华严经》一百八十卷寄赠钱塘慧因寺。慧因寺特地建阁藏之，因此俗称慧因寺为高丽寺。元祐三年(1088)净源在慧因寺圆寂，义天还遣寿介来宋，于其塔前供养。义天著有《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圆宗文类》、《大觉国师文集》等。

　　中国元朝以高丽僧人善于书写金字经典，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遣使往高丽国征写经僧，时高丽僧统惠永率领写经僧一百人入元都，寓庆寿寺，用泥金写大藏经。惠永又在万安寺讲《仁王经》。翌年金字大藏经写毕，元帝赠与甚厚，遣使送还本国。后至成宗大德元年(1297)、六年(1302)，元帝又遣使往高丽征写经僧。大德九年(1305)元使忽都不花又至高丽，仍选僧百人偕往元都。至大三年(1310)、至顺三年(1332)高丽均遣使来元赠送画佛(《高丽史》卷三十至三十六)。可见当时高丽佛教的经像书画，很受中国方面的珍重。

　　其时，元中峰明本在天目山弘扬禅法，元驸马高丽王子太尉沈王王璋，于延祐六年(1319)九月赍御香紫衣入天目山，向明本谘决心要(《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九)。同时杭州慧因寺沙门盘谷，博通经史，驸马高丽沈王闻师盛名，具书于慧因寺请讲《华严》大意(《大明高僧传》卷一)。其时江南禅僧绍琼于元大德八年(1304)泛海去高丽，高丽王迎请于寿宁宫演说开示，高丽僧圆明、冲鉴从受禅法，并施行百丈清规，教化甚盛。

　　其时高丽沙门来中国求法的，有禅僧普愚(1301—1382)，于至正六年(1346)入元，居燕京大观寺，访求知识，翌年至湖州霞雾山见石屋清珙，蒙授心印，传衣表信。普愚由江南回到燕京时，元顺宗请他于永宁寺开堂说法，赐金襕衣，至正八年(1348)东还高丽弘化。又有高丽禅僧慧勤，于至正八年入元，诣燕京法源寺参梵僧指空，嗣往江南参平山处林，即蒙印可；又朝礼普陀山，访育王寺悟光、雪窗、无相、枯木荣等；更登婺州优龙山参千岩元长，许以入室，受传心法；返燕京时，顺宗诏令住广济寺，赠与甚厚；继而仍访诸名山，于至正十八年(1358)还高丽国，大弘教化，受尊为王师。又有高丽禅僧千熙，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航海入元，寻访知识，在圣安寺参谒万峰时蔚得法返国，盛传中峰的禅法，受尊为国师。又有高丽禅僧自超，于至正十三年(1353)入元，诣法源寺及法泉寺参指空和慧勤，更游南北丛林，历访禅宿，学业大进；回到燕京再见慧勤，留居数年，受传心法，至正十六年(1356)归国弘法。这时中国元亡明兴，朝鲜李氏王朝也代高丽王朝而兴起，自超以禅学受到朝鲜太祖的崇敬，并被奉为王师。

　　明清以来，中朝两国佛教间虽无特殊可记的大事，但在这一期间，朝鲜佛教中出现的儒释会通、禅净兼修、教禅一致等风气，在中国佛教界也大致如此。可见中朝两国佛教徒的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亲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