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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并出”只是传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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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西土传承一向得不到学界的承认,与之相关的《付法藏传》也被视为伪书,其所提出马鸣传毘罗、毘罗传龙树世系当然属于杜撰。吕澂先生以为《付法藏传》夸大了马鸣与龙树的关系,虽然他也指出北印本来就有“四日并出”的传说,将马鸣、童受、龙树、提婆作为同时代人,但又认为这只是一种传说,没有可靠的根据。“四日并出”是否只是传说,还须考察之后再下结论。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朅盤陁国条之二“童受伽蓝”:(童受)尊者呾叉始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离俗尘,游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诵三万二千言,兼书三万二千字,故能学贯时彦,名高当世,立正法,摧邪见,高论清举,无难不酬。五印度国咸见推高。其所制论凡数十部,并盛宣行,莫不玩习,即经部本师也。当此之时,东有马鸣,南有提婆,西有龙猛,北有童受,号为四日照世。故此国王闻尊者盛德,兴兵动众,伐呾叉始罗国,胁而得之,建此伽蓝,式昭瞻仰。
  这一传说更加夸大了马鸣与龙树的关系,马鸣不仅是龙树的师祖,二人还成了同时代人,这当然是吕先生不能承认的。吕先生认为马鸣、童受属于小乘譬喻师的代表人物,龙树、提婆则是大乘佛教的开创者,无论是在时代和宗派上都相去甚远,根本没有相接的可能。吕先生对鸠摩罗什非常信任,对于罗什一门的说法比较认可。他引僧叡《大智释论序》“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初”之说,将二人分别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时间上差距很大。对于马鸣的时代吕先生似无定说,对于龙树、提婆则认为“二人都是离罗什百年的人”(1),“龙树的年代在公元三世纪比较合理”(2),总之双方没有交接的可能。马鸣起于正法之初是对的,但说龙树生于像法之末就太迟了。龙树的时代应当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100年左右(3),不可能迟至公元三世纪。僧叡本人后来对于《大智释论序》的说法有所更正。据吉藏《中观论疏》一末,僧叡有《成实论序》,其中引罗什之语,称“马鸣为佛灭三百五十年时人,龙树为五百三十年时人”。三百五十年与五百三十年显然是为了文字上的对应,并非实语。总合前后二说,应为马鸣起于正法之余,龙树生于像法之初,这才接近史实。马鸣与龙树相距并不太远,除《付法藏传》所提供的证据之外,吕先生自己无意之中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吕先生指出罗什对以马鸣、童受(鸠摩罗陀)、师子铠(诃黎跋摩)为代表的譬喻师非常重视,不仅翻译了马鸣的著作,还介绍了马鸣与童受的禅法,又翻译了童受弟子师子铠的《成实论》(4)。吕先生对《成实论》的空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成实论》之说是受到龙树、提婆的影响而接近于大乘了。《成实论》第一0五品,即《三受业报品》中,还引用了提婆《四百论》中的两句话:‘小人身苦,君子心忧’,用以成立它们所说‘忧’也属于苦受。平常不把忧当成一回事,在业报中无地位,此品则承认忧和苦一样,都可以得到业报。这两句话,在龙树、提婆学说中并不重要,但由这一事实,说明师子铠是读过提婆著作的,因而会受到影响就不是奇怪的事了。”(5)师子铠是童受的弟子,他读过提婆的著作,这至少表明提婆的时代不可能比他晚,既然《成实论》受到龙树、提婆大乘思想的影响,可见其创作是在提婆成名之后,因而师子铠更有可能比提婆稍晚。童受与师子铠为师徒,因而其时代应当与提婆接近,童受、龙树、提婆三人同时是完全可能的。马鸣应当在三人之前,但也不能排除与之同时的可能。马鸣有《大庄严论经》,二十世纪初德国人勒柯克在新疆库车发现了此书的梵文写本,其跋文却明确说作者为童受,而不是罗什所说的马鸣。为此德国梵学家吕德斯还与法国学者烈维展开了争论,吕德斯认为这一写本的名称应为《大庄严论经》,其作者为童受,烈维则认为其名称应为《喻鬘论》,是童受在马鸣《大庄严论经》基础上创作的改写本(6)。吕先生大致赞同烈维的说法,认为“童受和马鸣活动的时间是相近的,两人著作可能混同,或者童受在马鸣原著基础上改订”(7)。吕先生认为童受与马鸣活动时间相近,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据僧祐《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马鸣为第十一,童受(鸠摩罗驮)第十二,二人是否有师承关系不好定论,但其时代相近却是显然的。童受与龙树、提婆有可能同时,马鸣又与童受时代相近,则四人同时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抹煞的。诸书多谓马鸣起于正法之余,为佛灭五百年时人,他的寿命可能也比较长,活到了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如果四人同时,那只能是在马鸣的晚年、提婆的早年,童受与龙树已经到了中年。提婆为南天竺人,其早年也主要生活在南天竺一带,故称“南有提婆”。童受为呾叉始罗人,呾叉始罗位于北天竺,其后他又被更加靠北的朅盤陁国(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国王以武力胁至其地,故言“北有童受”。按照《大唐西域记》所载,“四日照世”的传说在他在呾叉始罗时就有,朅盤陁国国王正是由于听说他的大名,才兴兵南下,他的晚年是在朅盤陁国度过的,后来其弟子师子铠也是于沙勒(亦在今新疆)造《成实论》,这表明“四日照世”说确实成立于童受的中年时期。马鸣为中天竺人,后来被迦王掠去,据羽溪了谛在《大月氏之佛教》中考证,这位迦王事实上是属于贵霜王朝的丘就却,因而马鸣晚年事实上也生活在北天竺。龙树巡游的地方很多,五印度皆有其踪迹,中年时可能在中天竺一带。称“东有马鸣”、“西有龙树”,只是大致的方位,不一定是说马鸣当时就在东天竺,龙树就是西天竺。依照《付法藏传》及禅宗西天二十八祖说,马鸣为第十二,毘罗第十三,龙树第十四,提婆第十五,马鸣和提婆相隔数代,二人同时颇有中国人的“四世同堂”的意趣。但在当时,这一现象并非罕见。吕先生曾经指出龙树、提婆、罗睺罗多三代同时的史实(8),这表明当时传法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采取临终付法的形式,也不尽量挑选最年轻的弟子作为传人以尽可能延长法脉,这一转折很可能就是从马鸣开始的。
  历史传说既有可能是后人的编造和附会,也有可能包含着确有价值的真史料,辨其真伪,须多方考索,小心求证,不可心存成见,固执一说。“四日并出”看似不可能,实则很有可能,这也表明禅宗的西土传承说不一定是虚构,其中还是有历史根据的,只是后人发掘不够而已。

注释:
(1)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2)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3)徐文明《龙树的时代略考》,中国佛学1999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