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三教中提倡“三教合一”的也不乏人。在儒学方面，有隋唐的王通，他曾呼吁“三教合一”；韩愈、李翱虽然在政治上反对佛教，但他们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和法统观加以改造，提出了儒学的道统说和复性论，因之有人讥讽他们是阴释阳儒。柳宗元虽然批判佛教的中观是“妄取空语……颠倒是非”，但他仍然认为：“浮图仍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

　　在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迎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唐朝开国的几个皇帝都笃信道教，在他们的统治下，三教发生过一些姐龄，但到玄宗时已改变了这种情况，三教关系又开始融洽起来，并得到了发展。玄宗对待三教关系的原则是“会三归一”、“理皆共贯”（《曲江集》卷十五）。道教中玄派的代表人物如成玄英、李荣、王玄览等都援庄入老，援佛入老，通过对佛、老的巧妙结合，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对后世有重要的影响。

　　宋元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一”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南宋偏安后，南北出现了对峙的局面，因而在道教中也出现了龙虎、天师、茅山、上清等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大都提倡“三教平等”、“三教一源”的思想，并在道教的哲理和实践中摄取了很多儒、释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是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张伯端。他以修炼性命说会通三教，他提倡的修炼方法是：“先以神仙命脉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知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原。”他的修持方法明显地是三教的结合。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王重阳在金大定年间创立的全真教。王重阳和他的弟子鼓吹“三教归一，义理本无二致”的思想。

　　但是全真教道士高唱的“三教同源”与南北朝时期鼓吹的已有不同，前者着重于融通三教的核心即义理方面，特别是道、禅的会融；后者则是从劝民从善的社会作用方面着手。

　　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仍然以孔孟创导的****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特别是释、道的出世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三、“三教合一”对我国周围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

　　公元前一世纪前后，韩半岛及其周围出现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中国的儒学开始传入，尔后，佛教的各个派别也相继在韩半岛传播。道教思想是在4世纪时开始传入百济，但道教正式被引进高句丽要在7世纪以后。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开始就融合起来，不过韩国的融合还要加上韩国的民间信仰—神教或萨满教的思想和实践。儒、释、道最早汇合见于6-7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称风流道，它是以修养为目的的武士团体，花郎制后来成为国家制度以后，还一度成为国家的最高宗门。这个团体鼓吹“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欢乐”，提倡“游娱山川，无远不至”，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特点的道德观，以此来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如韩国古代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多年学习、生活的崔致远所概括：“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儒、释二教传入韩半岛较早，道教次之。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荣留王在位时曾遣人入唐求学佛、老，唐高祖许之。在宝藏王执政时，宰相盖苏文当权，他在643年给宝藏王的报告中说：“三教譬如鼎足，网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谴使于唐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后来唐朝道士叔达等8人应请去高句丽，备受款待，这是高句丽朝廷对“三教合一”的重视。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想。

　　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韩国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韩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形式。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它的教理和实践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阴阳五行）的思想加以折衷调合而形成的。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东经大全》中曾称：“我—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我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者之乎。”（《东经大全·论学文》，见金哲编著《东学精义》附录，东宣社，1955）他向弟子宣教说：“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孔子）；以慈悲平等为宗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手执念珠，取佛教（释迎）；悟玄机，镯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终末升天，取道教（老）”（转引自朱云影著：《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第688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但他也批评“三教”的不足说：“儒教拘限于名份，未能进入玄妙的境化，佛教进入寂灭后断了伦常。道教悠于自然，缺乏治平（治国平天下—引者注）之术。”（转引自金得（木免）著：《韩国宗教史》第337页，柳雪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三教是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自东学创始以后的130年间，它推动了韩国近代史上多次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如1884年的东学革命运动，1904年的甲辰开化运动，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等等，迄今在南北统一运动中还有着明显的影响。自东学运动至8·15朝鲜半岛获得独立的八十余年中，韩国出现了将近80余个新兴“类似宗教”（同上书，第367页）。这些宗教教理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在继承朝鲜半岛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力图与儒释道相结合，它们常常摄取儒家的****道德观念，佛教的明心见性的思想和道教的养气炼神的修持方法，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派形式。这些教派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侍天教、水云教、白白教、（衅）哆教、普天教、金刚道等等。此外，在韩国民间流传的、作为韩国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过儒、释、道的思想。“神教”在19世纪初出现的派别—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础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见性，道教的养气炼神和儒家的理气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