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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晋佛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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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朝廷中奉佛的也很多。元帝(317—322)、明帝(323—325)都以宾友礼敬沙门,元帝又“造瓦官、龙宫二寺,度丹阳、建业千僧”;明帝也“造皇兴、道场二寺,集义学、名称百僧”(《辩正论》卷三)。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中并说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由于佛教收到崇尚,至咸康五年(339),庾冰辅政,代成帝诏令“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以为不应尽敬,使礼官详议,主张不一,往复三次不能决,于是搁置。后来隆安中(397—401),太尉桓玄又重申庾冰之议,慧远便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时朝贵亦致力宏护。建康的佛教,乃盛极一时。又东晋初期,名流相继避世江东,玄风也跟着南渡,从而长于清谈的义学名僧竺潜、支遁都为时人所重。竺潜(又作竺道潜,286—374),于《法华》、《大品》有深入的了解,永嘉初(307顷)渡江,为元、明二帝及丞相王导、太尉庾亮所尊重,后来隐居剡山三十余年,宣讲《方等》及老庄。哀帝时,应召重到建康,于宫内讲《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本无”义。支遁(314—366)研钻《道行》、《慧印》等经,出家后,在吴(今江苏吴县)立支山寺,后又入剡,住在卬山,晚年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撰有《庄子内篇注》、《即色游玄论》等。哀帝时也召他到建康东安寺讲《道行般若》。他的学说,世称为“即色”义。当时名流郄超、孙绰、王羲之等都和他交游。他晚年在山阴讲《维摩经》时,许询为都讲。又当时名流的撰述,现存的有孙绰的《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郄超的《奉法要》载《弘明集》卷十三)等。
  东晋时代南北两地的佛典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代的业绩:
  其一是《阿含》、《阿毗昙》的创译。苻秦通西域,先后来了西域昙摩持、鸠摩罗佛提,天竺昙摩蜱,罽宾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兜(佉)勒(吐火罗)昙摩难提等人。僧伽跋澄于建元十七年(381)到长安后,先后择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刹所集经》等,为《毗昙》的创译作出了贡献。其中《鞞婆沙》的翻译,由道安主持、对校,还为之作序。其次,昙摩难提于建元年中(364—389)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等,是为大部阿含的创译,也是由道安与法和加以考证,道安并作了《增一阿含经序》。同时僧伽提婆和竺佛念一同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道安也参与校定并作序。既而提婆南渡,慧远请他到庐山,于东晋太元十六年(391)译出《阿毗昙心》和《三法度》两论。隆安元年(397),更到建康,讲述《毗昙》,冬天又和罽宾沙门僧伽罗叉重译《中阿含》、校改《增一阿含》等,这就是现存之本。另外,道安曾在苻秦建元十八年,请鸠摩罗佛提(童觉)口诵《四阿含暮抄》梵本,佛念、佛护替他翻传。后来佛念又于姚秦弘始十四年(412)为佛陀耶舍传译《长阿含经》。佛念世居西河,精通梵语,传译了不少经籍,世称他为苻、姚两代译人之宗(《出三藏记集》卷十五)。
  其二是大乘重要经论的译出。这主要是当时译家罗什的劳绩。罗什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间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经》、《维摩经》、《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如成实师、三论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其三是密教经典的译出。西域帛尸梨蜜多罗,于西晋怀帝时(307—312)东来,正碰到永嘉之乱,于是渡江,住在建康建初寺,于东晋元帝时(317—322)译出《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经》、《大灌顶经》等。
  其四是律典的译出。在印度流传的五部广律,此时先后译出《十诵》、《四分》、《僧祇》三部。初译《十诵》的,是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他于弘始六年(404)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作华言,刚译到一半,而多罗圆寂;次年(405),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来长安,诵出其余部分,罗什又为翻译,两共五十八卷,《十诵》一部于是具足。又其后一年(406),罽宾沙门卑摩罗叉来到长安,他在罗什圆寂后,重校《十诵》译本,把最后一诵改作《毗尼诵》,并译出《十诵律毗尼序》,放在最末,合成六十一卷。这就是现行的《十诵律》。其次,罽宾沙门佛陀耶舍,于弘始十二年(410),诵出《四分律》,竺佛念翻译,到弘始十五年(413)译成六十卷。以后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在建康,和法显一同译出《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这些译本即为后来研习律学者的根本典据。
  东晋时代的佛教义学,上承西晋,以般若性空之学为其中心。在罗什以前,从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读诵、讲说,或注解经文,或往复辩论,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或提要钩玄而作旨归,或对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赞》,从而对于般若性空的解释,产生种种不同的说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说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法汰、竺法深(说从无生有,万物出于无)的本无义。二、关内的即色义(说色法依因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义(说即色是本性空)。三、于法开的识含义(说三界万有都是倒惑的心识所变现)。四、释道壹的幻化义(说世间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蕴(对外物不起计执之心,说它空、无)、支愍度、道恒(两家之说不详)的心无义。六、于道邃的缘会义(说诸法由因缘会合而有,都无实体)。六家中本无家有两说,所以合称七宗。由于此时《中论》、《百论》还没有翻传,而且《道行》、《放光》、《光赞》诸本般若的文义又不畅达,故各家对于性空的解释,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学说还符合经义,但“炉冶之功,微恨不尽”。般若性空的正义,直到罗什才阐发无遗。罗什综合《般若》经论而建立毕竟空义,其说散见于《大乘大义章》和《注维摩经》中。后来僧肇继承他的学说,更建立不真空义。
  在道安的时代,还有用“格义”的方法来讲述佛教的,这是和道安同门的竺法雅及康法朗、毗浮、昙相等。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当时依附他的门徒,多半于世典有相当造诣,而于佛教教理却还没有入门,法雅于是和康法朗等把佛经当中的事数和世间典籍比配讲说,今门徒了解;这就叫作“格义”。后来这种方法为道安、法汰所驳斥而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