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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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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只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渐、吕澄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西元一九一一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着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捩点。惟经八年抗日,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又值国共失和,中国大陆佛教几至灭绝。在此同时,佛教僧青年于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中国佛教得以在台延续发展。计民国肇立至国民政府迁台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政府来台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直至中国僧侣陆续来台后,不断的努力,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一九五三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

  此后,在台湾政治、经济渐趋稳定、繁荣的情况下,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兹说明如下:

  一、佛教文化出版:重修大藏经、影印大藏经、佛教丛书、佛教刊物、工具书的发行编印、图书馆的设立等,皆超过大陆时期甚多。

  二、佛教教育□:自慈航法师渡台,于中坜圆光寺首创台湾佛学院,提倡僧伽教育后,各地佛学院亦相继成立,其中历史最久远者为从一九六四年创立至今的佛光山丛林学院,历时已三十五年以上。

  三、佛教弘法:已由早期少数人的街头布教,演进为国家殿堂听众万人的弘法大会;弘法的媒介则从日据时代的纸剧和幻灯片,到现今多元化的舞台、电台、电视、多媒体等;弘法范围地区则从家庭普照发展到世界道场的成立。

  四、佛教社会福利:此乃本于佛教慈悲、福田思想,加上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思想教义等,所推动的社会福利工作。近年佛教团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获得相当的成效与肯定□。

  五、佛教社团组织的成立:政治解严后及人民团体法的修改,各种佛教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况。

  六、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对促使各宗教间融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及国民外交,贡献甚钜。

  七、人间佛教的实践:佛光山在开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时教,以人间佛教为弘法的原则,实践六祖惠能大师“佛法世间觉”的主张,回归佛陀佛法在人间完成的本怀□。其他如慈济、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

  目前台湾佛教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但也出现许多的附佛外道扰乱视听,破坏佛教声誉。综合其产生主因:□组织松散:佛教缺乏整体组织,无法规范、审核僧众教团资格。□佛教教育未纳入教育体系,弘法人员水准不一,正信佛教教义尚未普及于社会。因此,为使中国佛教重新确立于国际宗教界,筹组佛教总部、僧伽法庭,订立各种法规,普及僧众教育,应是当前佛教迫切之道。

  [注释]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清末财政的困窘等因素,便兴起了以寺庙财产来充做学校资金运作的政策。西元一八九八年,即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场建筑和土地,以实施新教育,挽救颓势。此后庙产兴学则持续困扰佛教界,如:一九一二年公布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一九一五年的“管理寺庙条令”;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牴触为词,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全国佛教陷入无组织状态,各省县寺庙财产任由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侵吞。又一九三○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中央大学邰爽秋等教授所提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议案,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得通过。

  □民初以来的新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学上,发生了急剧转变,如:革命初期康有为等,倡以儒教为国教,此后以打倒所有的旧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进化的步骤。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对儒、佛、道三教和民间类似宗教,以及其他的旧文化的批判达于最高潮,而后却变成反宗教运动。一九二八年新启蒙运动,则将行之于寺院、道观及一般庶民之间的宗教行事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

  □当时以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的组织,先后有北平三时学会、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国僧侣教育,则以闽南、武昌佛学院最具代表性,另杨仁山门下欧阳渐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亦颇负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养僧才,贡献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学院、庐山法界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此外,当时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缁素大德颇多,如:净土宗印光大师、禅宗虚云和尚、天台谛闲大师、华严月霞大师、戒律弘一大师等人。太虚大师则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 印顺等诸师,皆为上选。在家佛教徒如欧阳渐是唐末以来我国唯识学的复兴功臣。在学术界,大体以史学及哲学界人士较有成绩,如熊十力、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吕澄等,迁台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亦颇有成绩。

  □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因此敬安法师(又称寄禅、八指头陀)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以护寺产,并将太虚、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期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是该会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一九二八年更名为“中国佛教学会”,太虚大师任理事长,一九二九年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为理事长。国共战争后,该会于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复会,综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务,理事长先后由白圣、悟明、净心等法师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