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Literary Theory of Medieval Japan

　　GAO Wen-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Prov.，250100，China

　　【内容提要】日本中世时期，文学风格与文学理论呈现多元化趋势。歌学家藤原俊成倡导“幽玄”美；歌论家藤原定家提出“有心”说；歌僧心敬推崇“冷”、“瘦”、“寂”的歌风与作品；戏剧家世阿弥的能乐论《风姿花传》代表着日本中世戏剧艺术理论的最高水平；五山诗僧虎关师炼仰慕唐、宋诗，其文学观与我国宋代诗学关系密切。中世文论家大多出身于佛门，佛学思想构成了日本中世文论发展的底蕴。

　　【英文摘要】During the Middle Ages，there were diverse variety of literary styles and theories in Japan.Shunzei Fujiwara，a theorist of Waka，advocated the beauty of“Yugen”；the theorist Teika Fujiwara was for the idea of“Ushin”；the poet-monk Shinkei recommended the works and their styles of“Hie”，“Yase”，and“Sabi”；the theory on Nogaku Fushikaden by the dramatist Zeami representa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medieval literary theory.The Gozan poet-monk Kokanshiren admired and appreciated the work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of China，and his literary ideas we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etic ideas of Song Dynasty.Most of the medieval literary theorists were Buddhists，and Buddhism constitut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eval literary thoughts.

　　【关 键 词】日本|中世文论|多元化|佛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东方文论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日本古代文论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密切，但又表现出鲜明的日本民族的文学理念与审美特征。其中世文论上承中古，下启近世，在日本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日本人学习、借鉴中国文学样式直接用汉语创作的汉文文学；一是日本人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创作的和文文学。由于日本古代没有文字，所以日本最早诞生的书面文学是汉文作品。现存最早的日本汉诗是大友皇子于天智七年（668）创作的五言诗《侍宴》。这时，我国已进入繁荣统一的唐代。日本人仰慕大陆文学，从中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同时，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影响下，日本文人借鉴或直接借用中国文学的批评方式、概念等，首先在汉文文学系统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然后融合日本本民族的审美意识，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和文文学理论和价值标准。日本中世时期（镰仓?室町时代，1192-1603），贵族式微，武士执柄，没落贵族、寺院僧侣、新兴武士与町人纷纷登上文坛，文学风格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神道始终流淌在日本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由域外输入的儒、佛、道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浸润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佛教的无常观，对17世纪前的日本文学的影响极为明显，而儒学思想对江户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而深刻。

　　一

　　镰仓?室町时代的400年间，即中世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害不断，百姓苦不堪言。这期间，净土宗、日莲宗，尤其是禅宗等新兴宗教盛行，佛教思想深深地扎根到民众的精神生活之中，随之诞生了由僧人、隐士为创作主体的随笔（如《徒然草》、《方丈记》等）、说话文学（如《宇治拾遗物语》、《沙石集》等）以及五山汉文学。同时，承久之乱（1221年）以后，公卿势力衰退，上层武士作为文化贵族慢慢占据统治地位，符合武士的审美情趣，并得到武士政权支持的戏剧文学——能乐、狂言应运而生，以武士为题材的军事小说《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也十分繁荣，新兴的武士文学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藤原俊成的和歌论《古来风体抄》、藤原定家的“有心”说、世阿弥的能乐论《风姿花传》、正彻的歌论?歌话《正彻物语》、心敬的连歌论《私语》以及五山诗僧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等构成了中世文学理论的发展主线。就整个中世而言，新旧思想交错，公卿、武士、僧人文学异彩纷呈，但究其底蕴，无论何种样式的文学作品，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有些甚至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中世初期的二三十年间，文坛复古思想明显，和歌依然兴隆，元久二年（1205），源通具、藤原定家等人奉诏编定了第8部和歌集《新古今和歌集》。其歌风重视修辞和表现技巧，笔致纤巧细腻，所咏内容相当丰富，许多作品散发着古典艺术美的馨香，飘溢着体味不尽的余情和余韵，形成这种歌风的核心理念是藤原俊成的“幽玄体”及其子定家的“有心”说。

　　歌著名人藤原俊成（1114-1204）曾在朝为官，累官至正三品。由于当时无常观与厌世思想弥漫于贵族社会，加之63岁时一度患病，遂辞官出家。翌年，歌坛长老藤原清辅辞世。此后，藤原俊成一直被尊为歌坛领袖，直到91岁谢世，其间，培养了包括其子定家在内的许多优秀歌人。俊成一生著述颇丰，除《古来风体抄》外，另有《俊成家集》、《万叶集时代考》、《古今问答》等传世，更有和歌400余首入选《新古今和歌集》等敕撰集。

　　《古来风体抄》共两卷。初撰本（上卷）著于1197年，再撰本（下卷）完成于1201年，都属于俊成晚年的作品。中年以后，俊成作为评定作品优劣的“判者”，经常参加赛歌会，留下了许多评语。这部歌论就是他一生从事创作以及评歌、论歌的实践总结。他认为日本首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是日本和歌表现的原点，是抒情的故乡，首部敕撰集《古今和歌集》则基本形成了和歌的独特美。当代歌人应该把自己置于歌学的传统之中，而和歌的这种传统犹如佛门《天台摩珂止观》的金口相承，万古不易。今人应该了解和歌的历史，尤其应该了解和歌的“姿、词”变迁，了解在其变迁中保持永恒不易的普遍意义上的美的诸相。歌人只有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牢固地确立发现这种普遍美的主体性，才能创作出“风体幽玄”的上乘之作。俊成倡导的“幽玄”已与壬生忠岑等中古歌人之说有所不同，他努力使和歌的传统美进一步内潜、深化，旨在寻求一种深邃、静寂的氛围和意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韵味清幽、余味绵长的复合性情调美。同时，他强调和歌的声调，视其为和歌的生命。在《古来风体抄》中，他说：“凡歌者，颂于口咏于言也，故应有艳丽而幽古之声。”其子定家不仅继承了他的这些观点，而且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歌学理论。

　　藤原定家（1162-1241），中世歌坛的代表性歌人，古典文学研究家，正二品权中纳言。初名光季，后易名为季光，再改为定家。1233年出家，法名明静。现存和歌4000余首，其中400余首入选《千载集》、《新古今和歌集》等敕撰和歌集，著有歌论《近代秀歌》、《每月抄》、《咏歌之大概》和和歌研究《三代集之问事》、《万叶集长歌短歌说》以及汉文体日记《明月记》等。

　　《近代秀歌》为书信体歌论，内容共分3部分：为了阐明新古今歌风的特色、形成过程等，定家首先概述了《古今和歌集》以来的和歌发展史；第二部分为颓废的歌坛现状；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改变这种现状的建言，主张“词慕古，心求新，姿冀高，仿宽平以往之歌，则佳作自得。”作为“慕古”的具体做法，他认为可以有意识地借用古人的词语，试作“拟古歌”。在《咏歌之大概》中，他就自己的歌学理念进一步解释说：“情以新为先，词以旧可用，风体可效，堪能先达之秀歌。”同时指出：歌人必须熟读“三代集”（《古今集》、《后选集》、《拾遗集》）、《伊势物语》以及《白氏文集》等；词应用“先达之所用”，“风体”应以先贤佳作为依归。概言之，“和歌无师匠，只以旧歌为师”。

　　《每月抄》（1219）又名《定家卿消息》、《和歌庭训》等，定家在书中将歌体归纳为10种。其中，又以“幽玄体、会心体、丽体、有心体”4种为基本歌体。但“十体之中，有心体最代表和歌之精神”，“不用此体，绝咏不出佳作。兼之，有心体含摄其余九体。幽玄体必须有心，品高体亦必须有心。其余诸体，概莫能外。”他认为，咏歌的关键不是表现形式和内容，而是创作主体能否“凝心于一境”，“以心为体”。只有作者全身心地专注于所咏对象，凝神谛视，内省弛思，才能产生丰富的意象，幻化出神秘而超越现实的象征性世界，创造出情调性的艳丽美。关于“心”与“词”的关系，定家主张：心为先，词次之。最好心、词兼顾，因为二者犹如鸟之双翼。至于词的性质，他认为：词单独存在时，无好坏之分，“惟连缀入歌，始见优劣”。因此，遣词须“丽而正”。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定家歌学的核心理念是“有心”，同时也重视其父倡导的“幽玄”以及“丽体”中所包含的柔和与艳丽，总体追求的是一种“心深”、“姿高”、词巧、情溢于言外的冶艳美。

　　连歌流行于日本南北朝（1336-1392）以后，二条良基作为北朝的最大政治家，对促进连歌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连歌一度衰微。心敬等的出现，使连歌再度中兴。

　　心敬（1406-1475），初名心惠，连歌作者、歌人。师从正彻近30年，受其熏陶至深。30岁以后，曾罹病数年。疾病的折磨，使其备感人生无常。因此，他在阐述自己的歌学理论时，常运用佛学理论及其思维，强调以天台宗的心地修行之法为歌学求道之缘，并率先把同时代优秀歌人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歌学意识挖掘、整理出来，从而将中世的歌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私语》和《老年絮语》是心敬连歌论的代表作。两书的观点基本一致，后者删繁就简，颇像前者的缩写本。《私语》又名《私语抄》、《私语集》。作为问答体连歌论，心敬在《私语》中就连歌的主要方面，诸如审美论、风体论、表现论、修业论等60余项内容展开了论述。其立论的基本点是将和歌、连歌与佛学视为一体，从而深化了歌学的理性思考。心敬也将幽玄体视为最佳歌体，但是他主张的幽玄，以“冷艳”美为基调，以余情表现为根底。他认为，作为作家，应该时刻意识到人生的无常，细心地体味大自然循环往复的真谛，心无二志地追求人世间以及自然界的冷艳美，并将其形之于语言，就能自然而然地咏出“冷”、“瘦”、“寂”的作品来。具体到余情表现，他在《私语》中说：“此道以感情、面影、余情为主旨，应于言外无迹处尽显幽玄之趣旨”；“若问古代歌仙何以入歌，乃枯野之芒草，黎明之残月也。唯用心于不可言状之处，才悟得冷寂之法。”关于修业论，心敬特别注意作者的精神修养，强调表现主体应该彻悟于无常，节制私欲，重视伦理；应该交良师益友，接受先哲圣贤之正教；作歌应取法于《新古今和歌集》等古歌。应该说，心敬对作者人生观的审视，是其歌学的一大特色。

　　中世时期的中后期，随着庶民势力的上升，民间文学、戏剧、曲艺等相继流行。南北朝末至室町初期，观阿弥及其子世阿弥在上层武士的支持下，摄取民间杂艺、伎乐、歌舞等的精华，提炼成一种舞台剧——能乐。能乐又称“能”或“猿乐”，是日本最古老的剧种。演员戴假面表演，动作以舞蹈为主，佐以念、唱与做工，另有乐队（兼司伴唱）伴奏。能乐的情节比较简单，一出剧只有一场（单式“能”）或两场（复式“能”）。题材大多取自古典名著、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等。唱词称做“谣曲”，主要以七五或七四句韵文连缀古代名歌、名文而成，其中多用双关语或象征性表现。由于它的这些特点，所以有人将其称之为“诗剧”、“舞剧”或“歌舞剧”。

　　能乐的曲目，据传有1000余种。根据传统分类法，一般把它们分为5类。由于曲目短小，一天演出的顺序也类于此，即第一类作为“第一出能”演出（以下类推），这类能大多以神话、古代传说为题材，表现祝贺、吉祥等内容；第二类多涉及古代著名的战斗场面，用以表现武将的勇猛；第三类“能”又称“女能”，多取材于平安王朝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哀婉故事；第四类为“狂女能”或“现在能”，主要取材于社会现实，人物多是复仇者、人贩子或因遇到不幸而发疯的女性；第五类大多以武士的勇猛或以高僧作法击退恶魔、凶神或鬼怪为内容。另外，在“能”与“能”之间，还配合演出一种很短的讽刺剧“狂言”。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与能乐的庄重、典雅、贵族式的古典风格相比照，“狂言”轻灵、滑稽，具有浓郁的庶民气息。

　　能乐的曲目，现存约240余种，其中150余种都是由世阿弥创作的。世阿弥是能乐的集大成者。他既是剧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和能乐艺术理论家，著有能艺论《风姿花传》、《花镜》、《申乐谈仪》等20余部。这些著述分别创作于3个不同时期：早期于三十七八岁至四十岁期间创作的《风姿花传》继承了其亡父观阿弥的部分观点；五十五六岁至六十岁期间为第二个时期，主要创作了《花镜》、《至花道书》、《游乐习道风见书》、《能作书》等；第三期是其晚年，主要创作了《却来华》等，这些都是他长期从事脚本创作、舞台监督以及亲自登台演出做出的经验总结。其中，论述最系统、艺术见解最深刻的当数《风姿花传》。

　　《风姿花传》又称《花传书》，共有7篇构成。在内容上，各篇的独立性较强，不像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他的艺术思想。内容主要涉及能乐的历史、演员的基本功训练、表演中写实与象征的关系以及演出效果、脚本编写、舞台审美、演技演艺等问题。在创作论方面，世阿弥认为编写好的脚本至为关键，是“能乐的生命”。他要求剧作者要“善于安排”，开场应“首先介绍典据出处，将人所共知的典故来历叙述明白”，这样“从一开始就能给人以华丽绚烂的感觉”。“至于第二出能、第三出能、第四出能，则应精细编写，充分炼字造句，曲尽风体之妙。其中，如以名胜古迹为题材的‘能’，则应将吟咏这些名胜古迹的汉诗、和歌等脍炙人口的词句，安排在‘能’的眼目处。因为观众耳之所聆、目之所视，均专注在演员精湛的唱、做上，如能使观众染目动心，则观众自然感人心脾，进入迷离惝恍的境界。始终注意此点，是为编写‘能’的第一秘诀。”（曹顺庆，1996：705）他还认为：“在编写‘能’时，应使用优雅的词句”，“优雅的词句，配以演技，不期而然地会使脚色具有优雅之风情”。“因此，所谓好的‘能’，其典据确当，风体新颖，眼目鲜明，以全体富于幽玄之趣者为第一等。风体虽无新颖之处，但结构并不繁冗，端直自然、富于意趣者为第一等。”（同上：706）值得注意的是，世阿弥所讲的“幽玄之趣”，不仅部分地继承了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父子倡导的典雅艳丽的幽玄美，而且出于新兴武士阶级的需要，还糅进了许多质朴刚健的审美要素。因此，世阿弥的“幽玄”具有质朴与艳丽、刚健与雅致对立统一的性质，是一种蕴涵着多种因素的复合美。

　　世阿弥还特别重视演员的基本功训练，再三强调这是演员毕生都必须为之努力的大问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在体质、心理诸方面发生若干变化。他根据这些变化，将演员一生的训练和艺术追求分为9个阶段，并指出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在他看来，演员在三十四五岁时是艺术造诣焕发的“花季”，应该努力博取天下声望。及至四十四五岁，应该尽快转换风格，自己少登台演出，多研磨技艺，而把演出机会让给助手。五十余岁进入老龄，应该懂得“老麒麟不如驽马”的道理，容姿不在，声音嘶哑，但是如果选择枯淡简素的演技风格，同样可以博得观众的好评。所以，演员只要不懈地努力，随时都可以创造最佳的舞台效果。这种效果，世阿弥把它称之为“花”，即能够使观众痴迷陶醉的艺术之“花”，而这种“花”是以“幽玄”为根底的。欲达到这一效果，使观众得到艺术美的享受，除了要有好的脚本外，自然离不开演员良好的艺德和演技。在这方面，世阿弥主张，演员应该眼睛向下，心里装着观众，只有这样才能“福寿达人”，受到“众人爱敬”。在表演技巧方面，世阿弥强调扮相要适应人物需要，或形神兼备，或神似而非形似。

　　《风姿花传》的内容十分丰富，世阿弥其后的许多著述，如《花镜》中的“初心不可忘论”、《至花道》中的“二曲三体说”等观点都来自《风姿花传》。而且，作者从脚本的创作、演员的习艺与演技、表演风格，乃至演出顺序、演出时应该注意的时代风尚、观众的审美情趣等等，都做了详细而全面的论述。因此可以说，它不仅是世阿弥艺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日本戏剧史、日本文论史上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二

　　在汉文学方面，镰仓时代（1192-1333）后期，以禅僧为创作主体的五山汉文学兴起，诗僧们开始取代公卿贵族，成为日本中世文化的领导阶层，虎关师炼则是五山汉文学的开拓者，素有“山有富士，僧有炼公”之说。（万元师蛮《本朝高僧传》）虎关师炼（1278-1346）为日本临济宗高僧。著有《元亨释书》30卷、《聚文韵略》5卷、《济北集》20卷等。其中《济北诗话》为日本诗话之嚆矢，载于《济北集》第11卷。

　　虎关师炼的文学观主要受我国宋代诗学的影响，提倡“学道忧世，匡君济民”，（《济北诗话》）主张载道、贯道统一，希望执政者废弃骈俪文，克服“人情浮矫”之风，“使天下学古文，跨汉唐，阶商周”，使“文明之化，兴于当代”。（《答藤承相》）虎关论文章，崇尚“文从字顺”，“天然浑成”，他说：“文章妙处，天然浑成万世一律耳。人或诚心覃思而自合也。若未自天浑之处，虽工有可改之字，虽奇有可换之言。若已至于天浑，自然文从字顺，格调韵雅，权衡齐等，不可移动，所谓醇乎醇者也。”（《通衡》）

　　《济北诗话》共20则，具体写作年代不详，似为晚年之作。内容以评论我国唐、宋诗人为主，笔及李白、杜甫、王维、林和靖、王安石等，惟末则记其笞童学诗等身边琐事。通篇体例严整，论旨以“适理”和“雅正”为批评基础，认为：“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大率上世淳质，言近古朴；中世以降，情伪见焉，言近奇工，达人君子，随时讽喻。使复性情，岂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强调诗赋应有汉、唐气势，“应以格律高大为上”。不过，虎关评诗论人几近苛严。以陶渊明为例，他认为潜诗非“尽美”，人非全节。盖因“文辞施于野旅穷寒者易，敷于官阁富盛者难”；潜“诗清淡朴质，只为长一格也，不可言全才矣。又，元亮之行，吾犹有议焉。为彭泽令，才数十日而去，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何也？东晋之末，朝政颠覆，况僻县乎？其官吏可测矣！元亮宁不先识哉？不受印已，受则令彭泽民见仁风于已绝，闻德教于久亡，岂不伟乎哉！夫一县清而一郡学焉；一郡学而一国易教焉，何知天下四海不渐于化乎？不思此，而挟其傲狭，区区较人品之崇庳，竞年齿之多寡，俄尔而去，其胸怀可见矣。后世闻道者鲜矣，却以俄去为元亮之高，不充一莞矣。”正所谓，“守洁于身者易矣，行和于邦者难矣”，潜避难趋易，“非大贤矣”。

　　虎关不仅苛于责人，更严于律己。所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近乎至善的人品对禅林的影响很大。受其熏染，在当时的禅寺中，广泛涉猎内经外典，尤其是创作汉诗文成为禅僧的必备修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中岩圆月、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杰出诗僧相继诞生。他们不仅长于诗赋，而且在文论方面也颇有建树。

　　义堂周信（1325-1388）著有《空华集》20卷、《空华日用工夫集》、《三体诗抄》等大量作品。他在《空华日用工夫集》中论述汉诗、汉文的创作目的时，充分吸收了宋代理学的观念，认为诗歌管弦“可调人心之邪恶，导之于清雅”。在论述诗体风格时，认为“今僧之诗，皆俗样。若学，高僧之诗最佳。尤其可笑者，今僧之诗例学士大夫体。官之富贵，金玉文章，衣冠、高名、崇位等，弊害尤多”；“今时禅子作偈，皆变为俗人秀才花鸟之辞，是为痛惜。假令作诗，当学禅祖之体。”显然，义堂排斥风花雪月、华而不实的文风，反对以“金玉文章”沽名钓誉。因此，无论是义堂的诗文、文论，还是法语、偈颂等，或醒世警人，或示僧策己，内容都比较充实，尤其是论说文，常以浅显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言简意赅，词浅意深，颇有先秦诸子之风。

　　绝海中津（1336-1405）自33岁起，在明留学10年，曾于英武楼得谒明太祖，并与之唱和，著有诗文集《焦坚稿》二卷，诗风清婉峭雅、绝尘脱俗。绝海主张：诗应直抒胸臆，吐语辄奇，反对粗制滥造、无病呻吟。当时，中国禅林流行四六句，绝海认为这种文体简洁明快，节奏感强，所以东归后将它播之于日本。这种文体，不仅对其后的和汉混合文，而且对和歌、连歌、谣曲等韵文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义堂、绝海的出现，将日本中世汉文学推向了巅峰，其时的作品已冲破宗教的樊篱，不再是单纯从属于禅院布道或点缀仪式的偈颂与法语，而是表达个人思想感情、吟咏自然风物等纯大陆式的文学作品。而且，他们“不论在摄取、研究中国文化方面，还是在内省外察、观照人性本源、探求及表现民族精神方面，也都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创造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统一、传统的贵族文化与新兴的武士文化相融合的崭新文化——禅文化。这种文化和精神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加之禅宗作为官方宗教的特殊地位，所以这一时期的禅文化、禅文学理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高文汉，1999：499-500）不仅渗透到了和歌、连歌、能乐等和文文学的创作理念中，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茶道、插花等艺术以及饮食、建筑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五山汉文学在日本文论史、日本精神史、乃至日本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笔者从和歌、连歌、能乐、五山汉文学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日本中世文论的发展轨迹。从中不难发现，藤原俊成提出的“幽玄”说构成了日本中世文论发展的主线和潜流。以此为基础，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论家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其子定家宗“幽玄”，倡导“有心”说，强调作者应“凝心于一境”，专注于所咏对象，才能创造出“心深”、“姿高”、情溢于言外的冶艳美；心敬则以“冷艳”美为基调，以余情表现为根底，视“冷”、“瘦”、“寂”之作为上品，主张“应于言外无迹处尽显幽玄之旨趣”；在中世文论家中，世阿弥的艺术思想最为丰富，他不仅是“幽玄”说的集大成者，而且代表着中世文论的最高水平。诚然，日本中世文论是丰富多彩的，其他的著名文论家，诸如正彻、鸭长明、藤原为兼、顿阿、慈圆、藤原家隆等的著述都很有特点，他们的文学思想待另文再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