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654年，郑成功“拨船护送”福清黄檗山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一些学者认为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秘密使命。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的分析，认为，隐元东渡日本的动因和到日本后的所有活动，都可说明他的赴日完全是为了弘法。郑成功当时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主要是立足于本国，根本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是佛教信仰者和高僧法师的关系，没有什么秘密的特殊关系。所谓隐元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郑成功1624年（明天启四年）出生于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母亲田川氏为旅日泉州华侨的后裔，与日本有血缘关系。郑成功七岁自平户归国时，尚有一胞弟留在日本，而后他本人与胞弟和日本仍有密切的联系。正因为郑成功本人和日本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在反清复明的重要关头，郑成功“拨船护送”〔1 〕福建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这件事，便格外引人注意。郑成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是不是负有特殊的使命？郑成功与隐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和日本的关系又是如何？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1987年发表的《生于动乱的隐元禅师》一文中认为：隐元赴日的目的，不仅是传教，而且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2〕。1992年，日本学者陈舜臣为NHK综合电视《来自大明帝国的呼救……隐元禅师与东亚动乱》节目撰写的解说词也认为，隐元赴日有传教和借兵双重目的。1993年5月，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教授于宇治万福寺发现了郑成功致隐元的信件，为研究郑成功和隐元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氏在《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的发现——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一文中认为：“从郑成功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想，隐元这次赴日可能负有求援的使命；至少是，郑成功以同意并护送隐元赴日的行动，向日本方面表示善意。他是一名‘亲善使者’。”〔3〕
    隐元禅师赴日是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吗？他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吗？对于以上诸位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一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什么，这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
    隐元，俗姓林，名隆崎，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上迳乡东林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依鉴源禅师剃度出家。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经》，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名闻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1636年（明崇祯九年），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十七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录，也早已传到日本，为日本禅林中最盛的京都妙心寺派僧侣所传诵〔4〕。
    当时，日本长崎的佛教住院中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兴福寺主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经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让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隐元的诗偈后，求贤之心益切，接二连三地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禅师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这前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年，日本庆安四年），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被溺死，未能实现志愿。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年，日本承应二年）十一月，隐元又接崇福寺主持超然等七人联名的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他终于答应下来，感叹地说：“这是子债父还了。”〔5〕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前往厦门。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领弟子乘坐郑成功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同年七月初五抵日本长崎。
    由上可知，隐元禅师赴日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弘扬佛法。日本长崎华侨寺院唐三寺一再恳切地请求他前往，使他深受感动。他的弟子也懒在赴日途中不幸遇难，也使他耿耿于怀，认为“子债父还”，非赴日不可。因此，可以说，隐元禅师东渡的动因是为了传播佛教，宣扬佛法。
    　　二
    既然我们明白了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负有特殊使命，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而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中国和日本隔着浩瀚的大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只有海路一条。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即由“国姓爷”船只所控制。因此，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而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有接受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五月十日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6 〕。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7〕。“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的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