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辽代佛教
　　兴起于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在耶津阿保机率领下，于916年建起了统一的大契丹国，947年，改国为大辽，建都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称作“皇都”（后改名“上京”）。
　　983年，恢复旧国号，1066年再称大辽国。其领域曾东起黑龙江口和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自克鲁伦河，南抵雁门关和河北霸县一带。1125年被金所灭，前后9帝210年。契丹族的佛教，是随着契丹贵族逐鹿中原，与汉民族接触日益紧密而传入的。
　　天复二年（900），阿保机破河北、河东九郡，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在辽地建起第一座寺庙开教寺。契丹国建立后，加强了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移植。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927年，阿保机平渤海国（黑龙江宁安县西）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因于所居大部落置寺，名曰天雄寺，安置由渤海国迁来的僧人。
　　936年，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北京西南），走上封建化道路，佛教进一步受到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说明佛教在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圣宗耶律隆绪在位，辽进入全盛时代。汉文化实际上已成为辽统治层的文化，隆绪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统和二年（984），为其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统和四年，诏上京开龙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据《辽史》记载，圣宗时期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乃至沙汰僧尼。这表明，当时辽境内佛教的急剧发展，已到了国家难于控制的程度。此后，兴宗耶律宗真更受具足戒，“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同时大量兴建寺塔，举行佛事供养，给僧侣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20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到道宗耶律洪基，辽代佛教达于鼎盛。据载，他曾一岁饭僧36万，一日祝发3千，他还鼓励僧人搜集、注释佛典，自己也研习佛教教义，尤擅华严教旨。
　　辽代王室贵族以巨额布施支持佛教的发展，直接影响平民对佛事的投资，由此形成的寺院经济和社团组织，迥异于江南。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私宅建大吴天寺，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兰陵郡夫人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静安寺土地3千顷，民户50家，另有牛马钱谷若干。像懿德皇后一次施寺13万贯，也不算稀罕。此外，寺院领袖往往发动当地信徒组织所谓“千人邑社”，多方募集捐助，储备于寺。随着兴办的佛事不同，“社邑”的名称也不一样，如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这种寺院经济主要依赖外部扶植，一时显得十分强大，但由于缺乏自力更生能力，极易受到破坏。社邑的组织，加速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除了与宋一样的净土信仰以外，还流行炽盛光如来和药师如来信仰。传说观音菩萨被尊为契丹族的保护神。民间喜用佛奴为小名，如观音奴、文殊奴等。
　　辽代佛教诸派中以华严宗和密宗为最发达，五台山是这两个宗派的研习重镇，代表著作有上京开龙寺鲜演的《华严经谈玄决择》和五台山金河寺道硕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决择》一书，表达了对当时禅、教互相排斥现象的不满，而以澄观、宗密两家的思想为指针，提倡禅、教融合。道硕的著作则进一步提倡显密统一，他说：“原夫如来一代教诲，虽文言浩瀚，理趣渊冲，而显之与密统尽无遗。显谓诸乘经津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九流共仰，七众同遵；法无是非之言，人析修证之路。”
　　在显密统一中，对《释摩诃衍论》的研习最引人注目。中京报恩传教寺法悟为此论作《赞玄疏》等3种；燕京归日寺守 臻著《通赞钞》等8种，志福撰《通玄钞》等3卷。《释摩诃衍论》题为龙树著，筏提摩多译，实际上是对《大乘起信论》思想的密咒化，或者说，是力图把密教重建到《起信论》的哲学体系上，这与传统上以印度的瑜伽或中观为理论指导的密教有所不同。密宗的另一代表人物是燕京圆福寺的觉苑，他曾师事印度的摩尼三藏，注释《大日经》，实际上发挥的是一行的思想。因此，从整个义学看，辽代佛教更接近唐代佛教。
　　辽代佛教另一重要事件，是《契丹藏》的雕印成功。它始雕于兴宗（1031—1055），终于道宗（1055—1101），前后经三十余年，是继宋初《开宝藏》以后又一部完整的佛教大藏经。道宗以后，此藏的印本曾数度传入高丽。　
　　2.金代佛教
　　1115年，阿骨打率女真完颜部于今黑龙江阿城县建立大金国。1125年，与宋联合灭辽；再过一年，攻占汴京，俘徽、钦二帝，灭北宋。其领域曾北自外兴安岭，南至淮河，西邻蒙古，东抵海岸。1235年，被蒙古与南宋联合消灭。前后9代，历时120年。
　　女真族受渤海国和高丽国影响，在开国之前已有佛教流传，攻古辽、宋领地以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其中包括佛教。阿骨打为厚葬开国元勋宗雄，建佛寺一所。金太宗完颜最进一步将佛教引进王室，他曾迎旗檀像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法会饭僧，并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曾为著名僧侣善祥、海慧等建造寺庙、佛塔。到熙宗完颜亶，加快了汉化的速度，提倡尊孔读经。他于上京立孔庙，亲往拜祭，又封孔子后裔孔瑶为衍圣公。与此同时，优礼名僧海慧、悟銤等。
　　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志在灭宋，既轻视儒学，也限制佛教，佛教曾一度遭受打击。到世宗完颜雍，金代进入全盛期，重又尊孔崇儒，保护佛教。从1162年到1184年，先后诏在燕京建大庆寿寺，赐钱2万缗，沃田20顷；在东京辽阳府建清安禅寺，度僧500；于仰山建栖隐寺，赐田，度僧万人。世宗即位之初，曾因军费缺乏，出售度牒、紫衣、师号、寺额，也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但世宗更重视儒家伦理，对佛教很注意管理，严禁民间私建寺庙。章宗完颜璟基本上继承了世宗的政策。1193年，诏请万松行秀到内廷说法，帝亲迎礼，开悟感慨，奉锦绮大僧伽衣。内宫贵戚罗拜拱跪，各施珍爱，建普度会。自1197年起，因财政困难，恢复出售度牒等办法，同时规定严禁私度，对在籍僧尼三年一试；僧尼必须拜父母、行丧礼。
　　与辽代相比，金代的佛教政策受宋王朝影响更深，思想上也更多地与宋地佛教接近，主流也是禅宗。《大金国志》说：“浮图之教，虽贵威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当禅宗临济宗势力南移时，曹洞宗在北方站住了脚跟。受章宗礼遇的万松行秀（1166—1216）就是其中最主要的禅师。据《五灯严统》本传，行秀“于孔老庄周百家之学，无不会通，恒业华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他兼有三教学问，常劝当时重臣耶律楚材以佛法治心，以儒治国，显然是宋代佛教主张的三教融合论的翻版。他的世家弟子李屏山（1185—1231），初宗儒学，为章宗时进士，后与禅僧交游，所著《鸣道集说》，反驳理学家的排佛论，提倡三教一致，以助师说，在当时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