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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写经看佛经在唐朝民间的来源及其流传

杨君

[兰州]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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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君(1979-)女，四川南充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宗教学研究。甘肃　兰州730000
【内容提要】唐朝时期，民间佛事活动异常兴盛，这必然会造成各种佛经在民间大规模的流通和使用。笔者以敦煌唐人写经题记为基础，再结合笔记小说等材料，对唐朝时期民间所使用佛经的产生及其流通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探讨。
【摘 要 题】佛教研究
【关 键 词】唐朝/佛经/敦煌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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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时期，佛教在兴旺发展的同时，民间化、世俗化程度逐渐加深，渗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之一就是：民间佛事活动异常兴盛，而以诵念、抄写、礼拜佛经为主要形式的民众崇经活动尤为引人注目，成为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J].西华师大学报（哲社版），2003,(6).）这必然会造成各种佛经在民间大规模的流通和使用，“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乃令计口出钱，营造经象，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之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注：隋书•经籍志[Z].），唐时情况应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各类佛经，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产生，又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方式在民间广泛流通，并最终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掌握使用？这一问题，学界缺少相关论述，笔者以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唐人写经题记为基础，再结合笔记小说等材料，拟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还原唐朝时期普通民众宗教生活的一个有意义的侧面。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本文在论述中，将世俗化僧侣与民间信众作为信佛民众的组成部分同等视之，因为唐朝时期以敦煌地区僧侣为代表的世俗化僧侣，在全部僧侣中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将出家视为一种职业，与世俗家庭联系紧密、甚至居住在俗家，其信仰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与民间信众几乎没有差别，与同样作为出家人的佛教上层僧侣却差别极大。（注：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写经活动有最直接的关系。写经是崇经活动的基本形式，但同时其又是包括自身在内的各种崇经活动所用佛经的基本来源。写经活动之所以兴盛，一方面跟当时认为写经是建立功德的主要途径有关，所谓“修福田莫［若］立塔写经”（注：佛说决罪福经上下卷•题记[A].黄徵，吴伟.敦煌愿文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5.）；另一方面也与在印刷术不流行的情况下，祟经活动对佛经的大量需求，只能通过写经加以满足有关。当时进行写经活动的并非只局限于寺院与僧尼，普通信众、官府与官员也是其主要的参与者。当时主要存在四种类型的写经活动（注：对此问题，笔者参考的相关论述主要有：林聪明.从敦煌文书看佛教徒的造经祈福[A].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汉学研究中心编印，1991；陈泽奎.试论唐人写经题记的原始著作权意义[J].敦煌研究，1994,(3).），虽主体、目的各不相同，但由它们产生的佛经，通过不同渠道与方式，共同形成了当时民间使用佛经的主体。
　　 第一，由官方组织的写经活动。根据上引材料，隋时已存在这种写经方式，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唐时官方写经保存。此类写经题记异常烦琐，在此不作全文摘录，但以S.2926《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题记为例（注：杨君.《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J].西华师大学报（哲社版），2003,(6).），可以看出这类写经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严肃性以及官方性质：其一，题记篇幅较大，内容涉及到翻译年代、翻译者、证义者、奉行年代、写经年代、检校写、详定人（常常多人）等多个方面。其二，官方机构与官员是其主要的参加者，尤其是昭文馆与昭文馆学士作用突出；在译经、证义、写经过程中有部分僧侣参加，但其数量较少，且不占据支配地位。其三，题记中不存在类似愿文的内容，其写经目的不是为建立功德、乞求福报，而是为“编入目录讫流行”。其四，其写得佛经，去处及其用途由官方所决定。一般情况下，“编入目录讫流行”，并作为官方发给各寺院的经书样本（注：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C].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置之寺内”（注：王元军.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J].敦煌研究，1995,(1).）。因此，此类写经由政府负担费用，“贞观三年，秘书省刘太真奏……准去年八月十四日敕，修写经书，令诸道供写功粮钱。”（注：隋书•经籍志[Z].）
　　 既然是程序复杂的官方抄经，其数量就不可能太多，因此，这些发放到寺院的经书，供广大僧侣使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最有可能是专门用于满足寺院进行抄经活动时对样本的需要，以求达到统一经书文句的目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此类写经不会进入民间，可以说不是民众日常使用佛经的基本来源。
　　 第二，由寺院组织的写经活动。如上文所述，寺院按照官府发放的经书样本抄写经书，寺院的写经活动可以有两种类型。
　　 由官方监制的寺院写经活动。此类写经在敦煌文书中数量也相当不少，现试举一例，S.3361《妙法莲华经卷第一》题记：“上元三年（676年）七月廿八日，门下省书手袁元□写用纸十八张装潢手善解集初校慧日寺义成再校慧日寺义成三校慧日寺义成详阅太原寺大德神符详阅大德嘉尚详阅太原寺主慧立详阅太原寺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德使朝散大夫守上舍奉御阎玄道监。”（注：唐会要：卷8[Z].北京：中华书局，1995.）可以看出：其一，此类写经题记一般只注明抄写者、装潢手、校订人（包括初校、再校、三校）、详阅人（一般几人）、判官、监制，抄写者一般为政府抄经手。其二，僧侣是主要参与者，且往往多个寺院的僧侣共同参与；政府官员只担任判官、监制，当时此类写经甚多，笔者怀疑其只是挂名而已，未必真正参与。其三，此类写经题记也不存在写经缘由、写经目的、祈求福佑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寺院在这种写经活动中所起作用相当复杂。如上文所述，一般情况下，多个寺院的僧侣共同参与此种写经，且是以某寺某僧的名义而非某寺的名义参与，由题记无法看出哪个寺院的僧侣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写经费用应由谁支付、写得的佛经应由谁支配，以及更关键的究竟是哪个寺院在进行写经。而官府的介入又很明显，此类写经题记与官方写经题记又存在大量类似之处，因此有学者将其也列入官方写经的范围。（注：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C].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但笔者认为：此类写经与寺院僧侣的联系明显更加紧密，官府虽有介入，但这种介入显得非常宽泛，因此，可以暂且将这种写经视为在官府监制下的寺院写经活动，但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