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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唐代佛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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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 —651 ),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 —667 )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诜(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 —780 )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 —788 ),再传百丈怀海(720 —814 )、南泉普愿(748 —835 )。百丈传沩山灵祐(771 —853 )、黄檗希运(?—855 )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 —897 )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 —790 ),再传药山惟俨(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 )。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 —865 )。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 —883 ),后成为沩仰宗。又籄E檗传临济义玄(?—867 ),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 —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 ),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 ),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后至开元元年(713 ),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 )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论佛骨,以为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不过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特别是经过天台、贤首两家组织过而带着调和中国原有人性说的理论,很容易为儒者所接受。如梁肃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写了《天台止观统例》一文(786 年写成),就是将佛教的修止观看成和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而以止观法门之所为乃在恢复实际即所谓人性之本。这样提出了复性之说。其后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通观,写成《复性书》,即隐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如此倾向也见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释《华严》,澄观也吸取其议论,其门人宗密相继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这些都开了两家理论转化的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