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英文摘要】The women who believed in Buddhism would be at the same time restricted by their faith,by which their family life must be influenced,while such restriction and its following influence would be chiefly embodied in their receiving of and abiding by the disciplines and regulations.The women at home who believed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chiefly received the discipline of Budhisattra.In Tang Dynasty,also to be noticed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hiksuni(who were completely disciplined and tonsured)and their families,because such a relationship meant not only that it was also a kind of family life,but also that the tonsured women still attended their original family life.All these facts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ligion itself,but also tortuously reflected women's efforts to heighten their position in their families,i.e.,those women who believed in Buddhism could maintain their dign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is ritual atmosphere.At the same time,it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Chinese Buddhist discipline was reasonable.
【关 键 词】唐代妇女|佛教戒律|家庭生活


　　  　　一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普及，信仰佛教的妇女日益增多。她们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对信佛妇女而言，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妇女受戒的结果，既改变了妇女的家庭生活，也波及到戒律约束的本身。
　　 与其他朝代一样，唐代妇女在佛教信仰上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出家受具足戒者，成为比丘尼（注：敦煌文书北1052有“菩萨戒弟子尼智行”的题记，说明该比丘尼在受了具足戒以后再受菩萨戒。）；其二是在家妇女中的热诚信佛者，她们一般都受过戒，其中一部分为坚定的优婆夷（注：其中也有个别受具足戒而未出家者。如《大唐故通议大夫上柱国剑州刺史晋阳县开国男郭府君夫人新郑郡君河南元氏权殡墓志》云元夫人“开元二十七年，诣天竺寺崇昭法师受菩萨戒，持《金刚经》，转《涅槃经》，于大昭和上通戒，得禅定旨。又于寿觉寺主惠猷禅师受具足戒，于弘正惠幹禅师皆通经焉。”墓志载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1页。）；其三是带有佛教信仰的妇女，她们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有时会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她们人数众多，但其信仰不著而由此对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一般文献不会有足够记载而无法讨论。而为尼姑者既然名义上已经出家，当非妇女受戒影响家庭生活的主要方面，所以本文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第二类的信佛妇女，即在家受戒妇女（注：《法苑珠林》卷八十八《受戒篇•戒相部》云：“如依西域，俗人受持五八戒者，始得唤为优婆塞、优婆夷，衣服居止举动合宜亚类出家人。”故对这类妇女，也才谈得上戒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如《大唐故魏国太夫人河东裴氏墓志并序》云：“夫人讳觉，字宝真空。……虽金玉满堂，而惠施滋广。遂归心释氏，大厌苦集，都忘尘累。有高僧释善福者，以慈摄应，忽振锡而来仪。夫人稽首礼足，因请受菩萨诫，乃发大誓愿，愿与三代诸佛同一道而诣真乘。”（注：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2页。）又如《唐故陇西郡太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云其：“晚崇释氏，发心于圣善寺山门道懋大师，始受菩萨诫，裒然超觉，理臻不二”（注：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807页。）。除了贵妇人外，持菩萨戒者也有社会底层的妇女（注：如见于《太平广记》卷三七九“崔明达”条（引《广异记》）。），可见当时妇女接受菩萨戒者面甚广。同时，菩萨戒作为生生世世都要遵循的“无尽戒”，是在家信徒奉行诸戒中比较择要而简重的一种戒，即它的戒条既不繁杂，“受者于答曰能持，戒体便生”（注：参见《八宗概要》，载《周叔迦佛学论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4页。），却达到与出家人同等的规范。唐代很多妇女都奉行此戒，说明她们当时信仰佛教的深度，以及当时妇女主要奉行的是大乘佛教。与此相关联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们也热衷于受菩萨戒。如释道亮于中宗神龙元年“入长乐大内坐夏安居，时帝命受菩萨戒”（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又如“肃宗、代宗前后两朝，并亲受菩萨戒”（注：《祖堂集》卷三“慧忠国师”条。）。且上行下效，官吏们也推波助澜，促使了更多的人接受菩萨戒。如受戒于僧玄素者就有“受菩萨戒弟子吏部侍郎齐澣、广州都督梁卿、润州刺史徐峤、京兆韦昭理、给事中韩赏、御史中丞李舟”等（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又如僧神暄被“中书舍人王仲请于大云寺为众受菩萨戒”（注：《宋高僧传》卷八《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卷九《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卷二十《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妇女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当然要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与社会上佛教的主流信仰相一致，因此唐代承袭两晋南北朝以来社会上下对菩萨戒重视之风和大乘诸宗的流行，便是妇女们纷纷接受菩萨戒的一个主要背景。当然这也和佛教大力宣称菩萨戒之“戒如大明灯，能消长夜闇；戒如真宝镜，照法尽无遗；戒如摩尼珠，雨物济贫穷。离世速成佛，唯此法为最”有关（注：昙无谶译：《菩萨戒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