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宗上承药山，本属南岳，后来却被划归青原。本文分析了曹洞宗改宗青原的原因，指出其改宗具有某种合理性，对整个禅宗的发展是有利的。

  曹洞宗属于药山一支，本为南岳系，后来却被划归石头，成为青原一系的正传，其间是非恩怨，曲折幽微，年代久远，难以明辨，然此事非小，不应无言，意非厚此薄彼，刮翻案风，而是澄源引流，知其变迁，解其原委，不屈古人，不负来者。
  杜继文先生认为，石头宗系传承上的种种问题，皆与“晚唐、五代间刮起的一股贬道一、抬石头的风潮有关，而以《祖堂集》反映得最为集中”，“严格说，石头系兴起，实应从《祖堂集》为石头大造舆论开始”（1）。石头系的兴起，也是以药山一支的曹洞宗的加盟为重要标志的。舆论的作用与现实的力量相配合，使得原来人所罕言的石头宗系成为堪与洪州宗并肩的一大派系。
  据现有资料，曹洞宗至曹山本寂、云居道膺止，对于上代宗承只追述到药山，并未明言自己的归属，而到云居道膺下一代，皆称己宗为石头传人，可见宗门之改换始于此时。据崔彦撝撰《高丽国弥智山菩提寺故教谥大镜大师元机之塔碑铭并序》，“曹溪门下，首出其门者，曰让，曰思。思之嗣迁，迁之嗣彻（当作“俨”），彻之嗣晟，晟之嗣价，价之嗣膺，膺之嗣大师”，“大师法讳丽严，俗姓金氏”。此碑明确地抬出让与思并列的两大法系，并将曹洞宗归入青原一系。此说不孤，又据《有唐高丽国海州须弥山广照寺故教谥真澈禅师宝月乘空之塔碑铭》，曹溪门下，“秀出者唯二，曰让，曰思。实繁有徒，蕃衍无极。承其让者大寂，嗣其思者石头。石头传于药山，药山传于云岩，云岩传于洞山，洞山传于云居，云居传于大师。…  …大师法讳利严”。云居门下高丽僧人有丽严、利严、庆猷、迥微，号称海东四无畏大士，他们都承认自己是青原一系，这是云居一派已然改宗青原的明证。
  改换宗系不是一件小事，若非绝大因缘，不会轻易为之。首先，药山应当有从石头参学的经历。依《祖堂集》，药山“谒石头，密领玄旨”，与马祖无涉；依唐伸《药山碑铭》，则其“居寂之室垂二十年”，与石头无关。其实这些或出于宗派之见，或述事不全，不能作为定说。依理论之，药山应当与丹霞天然、江陵道悟一样，是往来于二大师门下的。冲虚大概只看重乃师的主要经历及马祖一门的鼎盛，故对药山参学石头之事未曾道及，但碑文明言“南岳有迁”，表明对于石头一派也是很尊重的，这在当时马祖门下实不多见，若非药山有此经历，何以将当时影响甚微的石头一系与马祖、北宗并列？
  正是由于有往来参学的经历，药山大概也与道悟、天然一样，并未对后世明确宣布自己的宗承。据《祖堂集》，有问药山承嗣何人，药山并未明说，而是答云“古佛殿里拾得一行字”，再问是什么字，药山答道“渠不似我，我不似渠，所以肯这个字”。从“一行字”可以推测为马祖道一，一行者，道一也。但从“渠不似我，我不似渠”又可以推出一个“迁”字，不似者，变迁也，故也可解释为承嗣石头希迁。而且药山当时的名气不如道悟，虽然他在马祖门下垂二十年，大得赏识，但论起年资，他与百丈怀海、南泉普愿一样，都是属于小字辈，声名、地位都不高，无论是权德舆的《道一塔铭》还是归登所撰的怀让碑文中都没有药山的名字，宗密与白居易也未提及他，准确地说，除了唐伸所撰碑文之外，在当时找不到药山的影子，这并不是药山不存在或水平不高，而是说他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也不象江陵道悟那样，明确被宣布为马祖的大弟子。正是由于药山在马祖门下并无突出的地位，他又有从学石头的经历，他本人大概也未明确告知弟子自己属于何宗，是故云岩、洞山、曹山等追述上代传承，也只到药山为止，如此为后世改宗石头准备了条件。
  药山不仅有从石头参学的经历，其本人及后世也确实从石头一系那里汲取了不少东西，是以曹洞宗的理论体系中分明有石头的影响。石头《参同契》中的“回互”说以及理事、明暗、清浊、母子、本末、尊卑、功位（处）等概念明显地影响了洞山一系，在曹洞宗的理论建构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石头指出，回互就是相涉、相互关联，不回互即是各依本位（自性）而住，即各守自性，不相妨碍，事物之间既存在回互的关系，又有不回互的一面。曹洞宗对此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曹洞宗将事物（境）的回互相涉转换为概念语言（智）对如如正理的表达，即通过曲折回绕的方式表达正理，以启发学人自悟，尽量避免单纯的直白和正面的宣示，也就是说将回互与不说破结合在一起，有敲有唱，正按旁提，偏正结合，宾主激励，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教学体系，成为曹洞宗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修行方面，曹洞宗又以兼带（回互）为最高境界，强调从非兼带（不回互）即有偏有正、有尊有卑到兼带，即非染非净、非正非偏的依次进益。如此将石头的回互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使之更加完善和深入。
  石头希迁已经有借用世法和本土文化传播佛法的迹象，其借用魏伯阳的“参同契”为文名即是一例，其用“大仙”表佛祖，言“声元异乐苦”暗用嵇康《声无哀乐论》之义，以“参玄”喻学佛，都表明了这一迹象。曹洞宗亦是如此，其以君臣父子喻本末体用，以五相示五位，更以卦象示之，都表明了这一特点。
  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在文化及体质方面，南北差异都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不争的事实，现代甚至用基因分析方法表明南北族群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别。可以说，道儒之争就是南北文化不同的体现，南方重清虚自然，故有老庄之说；北方尚刚健有为，故有孔墨之道。君子仁者之风有别，乐山乐水之道不同，由来已久矣。而东晋以来持续将三百年的政治上的南北对立又加剧了南北文化的差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使佛教也产生了南宗与北宗之别。荆溪湛然在《法华玄义释谶》卷十九将佛教分为南北二宗，认为“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论”，并称“今时言北宗者，谓俱舍、唯识”（2）。北山神清亦于《北山录》中谓“南宗焉，以空假中为三观；北宗焉，以遍计依他圆成为三性也”（3）。是以南宗重性空之说，故专弘般若空宗，《成实》、三论俱说空也。北宗尚性有之论，故专重唯识、如来藏有宗，《俱舍》、唯识俱说有也。具体到禅宗，则北宗以佛性如来藏之说为主，重视《楞伽》，南宗特重般若性空之说，偏重《金刚》。六祖惠能将两系学说融贯为一体，立自性是佛之义，以自性通贯二说，然他本人悟道的经历和弘法的方式又颇带有南人的色彩，如闻《金刚经》悟道，大讲摩诃般若，授无相戒等，这表明他在南方传教，必须尊重南方佛教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