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佛教将此六师的各十五名弟子，加上六师，总称九十六种外道。因六师又各分韦陀、一切智、神通三种。因此总称十八师外道。但是，这些教派对当时的人心以及感化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因为传统的关系与历史的原因，在社会各个方面，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却对新时代已有所不适应。新的自由思想的派系，在其人心的觉醒上，虽然是有用的，但是因为太走极端，缺乏健全性，以至于危及世道人心。我们从佛教典籍中所遗留下来的有关六师等外道的资料来看，这是不可怀疑的事实。一言以蔽之，当时的思想界，旧的东西已经渐渐衰颓，而新的东西还没有确立。从一方面看，虽然是似乎极为活泼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是极为混沌的。所以不免使人转入不安的状态。这就是佛陀出世时印度思想界的现状。而此时所崛起的诸派中，一方面驱除世相的不安，而一方面终于到达独立大自在、大自觉的境界，进而欲将此觉悟之法传于众生，并在世间天下传播开演此所觉悟之法的，并在以后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对人类社会的进程发生巨大影响力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创立的佛教。佛陀所处之时，依考证，约在前560至480年。

　　佛教就其思想系统而言，虽然无疑是属于非婆罗门教系，但是也采用婆罗门教之所长，一切统一融合于伟大的人格之中。从中道的立场出发，避免极端。

　　依其健全的道法，引导世间，实为佛教之最大特点。由此，佛教虽然是建立于世尊的崇高之人格感化力与独特的思想立场基础之上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新旧思想，都曾经以或抑或扬的态度互相观察，在比较的基础之上，心平气和地抉择取舍。佛教最初虽为诸教派之主，但逐渐已远超他派，在社会各界中，其势力与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在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阿育王(前268年即位，前226年辞世)统治时期，竭尽全力致力于佛教的传道，使佛教不仅在印度全境，而且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佛教走出地域之一隅，真正开始了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历史。随着佛教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拓展与延伸等外在因素的变化，佛法内容上，虽然始终保持佛法的真髓，但是因为与时代精神相策应的需要，每经历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洗礼，佛教在其教义、教规、教理的阐述和具体实施中，也有所变化、变通，自觉而又不失分寸地与时代、民族、地域及社会风俗时尚相适应。其结果，不仅使佛教在势力与影响方面遍布于亚细亚全境，而且在教理方面，真到公元五、六世纪，佛教还在继续趋于完善和精密，并且吸收全印度思想的精粹(当然吸收时代之弊端的也有)，由此成为教理精致、体系完整的宗教，为在历史上最终成为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驾齐驱的世界性宗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起源于印度文化思潮，是印度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支流。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比起印度其他文化思潮，都带有殊胜的意义，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由于印度国民的气质，以及佛教自身过于扩大了其传教及渗入社会各领域的范围，不免使佛教陷于难以收拾的境地。结果，佛教自公元八世纪开始在印度本土逐渐失去了势力。十二世纪后，由于阿拉伯亚历山大帝国的入侵，加上佛教内部教义的变质，教务管理上的弊端丛生，致使佛教在印度消亡。这不仅是佛教的不幸，而且对印度文化与印度社会，都是一件可悲的事。因为佛教的发展，是由于平等精神与慈悲博爱心所致，对于印度社会带来了团结、祥和的景象，而在佛教消亡之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再一次兴盛，这无疑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国民精神与人格的大分裂。当然，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并且通过中国，在东南亚一带兴旺了。佛教在印度也还是有所保留的，即在雪山地区（现已划归于尼泊尔、不丹、锡金三国）与锡兰岛（以后也独立出去了）分别保留了大、小乘佛教。在近代，印度社会也在其本土酝酿着佛教复兴的气运。

　　二、印度一般思想与佛教思想之共性

　　佛教虽然超越于印度一般的思想。但是，由于其发源于印度社会，是在与印度文化思想相互影响的情况下走向发达，因而佛教所面临的课题及其方法，与印度一般思想共通的地方很多，要想真正理解印度佛教文化及其思想。我们必须对印度的文化思想与佛教之共通处有所了解，有所认识。

　　这种共通处很多，主要可举六个方面。其一：印度的思想虽然种类繁多，但是无论经哪种，都有其要解决的中心任务。印度的各种思想，无论是佛教，还是各种外道，其要解决的中心任务，是有关人生问题的。东方人在思想传统上，特别注重人生问题的解决，故其伦理学出奇地发达。由此，东方人对真理的追求，并非仅从思慕出发，而是要发现人生的归趣，决定生活的根本宗旨，进而提出实践的模式，这已成为所有文化思想的重心。佛教的中心任务也是如此。因而，观察佛教，依康德而言，当从实践理性的立场去观察。如从哲学的角度看，佛教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其二：对于人生问题的解决，在印度思想界，其学说虽缤彩分呈，但无论哪种，其观察的基点，都是自我论。自我，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价值判断的本源。这是《奥义书》所提出真理。此后的印度思想界，纵有反对将自我价值抬得过高的，但没有不以自我为观察事物之基点的。我们可能会认为，佛教之无我论，骤然一看，与上述的立场好象是大相径庭的，但其实只是对自我的解释不同，在以自我为论究之中心这一点上，则是无差别的。其三：从人生问题出发，必然要进至于对宇宙自然的诸多现象予以解释，形成自身的宇宙观。印度诸学派宇宙观的特色，就是将宇宙观视作为人生观的反射和在自然中的投影。换言之，印度文化思潮中各派的宇宙观，与其说是将纯客观的宇宙作为观察的对象，毋宁说，是以作为个体的有情为中心，由此规定宇宙的本质，或者说规定目的的立场，结果，就形成了小宇宙等于大宇宙的观点。因为，在梵书方面，已有了这种倾向。由此以种种形式而及至于后世。佛教的宇宙观也认为，对宇宙之认识，只是心的历程而已。其四：在印度诸教派中，虽然建立了各种原理，可是，不论是哪一种思潮，总是将业看作为根本力，即前世招致的善恶行为，以余习力熏附于我们的八识田中，在今世则成为支配个体命运的动力，至少可以说是重要的一因。自奥义书的终期，这思想就已经圆熟，到诸派竟起时代后，就为一般思想派系所采用。佛教虽然主张无我论，但是承认业说和轮回说，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改造，发展为独特的业感轮回说，这不能不说是对印度文化思潮的共性之随顺。另有，以此业说(及其轮回说)为前提，拓展意义于诸有情，认为有情之间彼此有着因缘联系，也是诸派所一致认可的。而有情包含诸天、神鬼、恶魔直至地狱众生，各教派也是一致认同的，是为诸派一致的有情观。其五：随着轮回观内涵的拓展，以往被认为最高最乐的天界，终于也知不是永远的安住之所。学派时代以后，印度的思想界，总是带有厌世的倾向。如实说，厌世的倾向当然并非注定从轮回观而来，而由某种意义上说，反可以说是从崇高的理想观的确立而来。虽然如此，但随着轮回观念被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印度文化中表现出明显的厌世倾向，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印度的一般思想界，都是讲求解脱的。即以超越漂泊不定的人生，安住于不变不动的境地为理想，乃是自然之理。所谓人生问题的解决，在印度社会中，是以厌世为前提，以解脱为中心的。其六：各派的实践观，有着不同的色彩。其中，各派有一共通的方法，即为禅定的修行，就是三昧、静虑或者瑜伽(相应)等，在佛教的三学中，叫做定学；在八正道中，叫做正定。

　　由此考察而知，佛教虽然在本质上是佛陀无师独悟的产物，而在思想形式上，则深受当时印度文化思潮以及其他宗教、哲学流派的影响。佛教不仅是抽象的理论产物，而且是存在于民众之中，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且契机而予以教化的。此点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