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代译经既多，入隋又增新译。文帝在开皇十四年（594 ）乃命大兴善寺翻经沙门法经等二十人，整理所有译出的经典，撰《众经目录》七卷（通称《法经录》）。此录分《别录》与《总录》。《别录》以大、小乘经、律、论为六门，分作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又抄集、传记、著述三门，各分作西域、此方二类；《总录》则统计其部数、卷数。此书是一部有组织而且分类较精的经录。另外，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 ）撰《历代三宝纪》（又称《隋开皇三宝录》）十五卷，通称《长房录》。其内容初为《帝年》，系佛教及重要时事于历朝帝王的年代之下；次为《代录》，列叙各朝代译人所译经典的部数、卷数及其重要事迹；后为大乘、小乘“入藏”经、律、论目录，各以有译、失译分类。此录在现存经录中，内容繁博，误谬也最多。又彦琮等翻经沙门及学士在仁寿二年奉令撰《众经目录》五卷，分单本（即一译）、重译（即异译，各列大小经律论的目录，附贤圣集传）、别生、疑伪、缺本五类，刊定了当时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一直影响到后世。
　　隋代佛教义学的发展及宗派的建立，由于当时全国一统，南北佛教的思想体系得到交光互摄的机会，从而各宗派学说一般都有汇合折衷的趋势。这时期，如北方地论南道派的慧远，南方天台宗的智顗，三论宗的吉藏，都可为其代表。普法宗信行的三阶教也属于这个类型。
　　慧远（523 —592）的主要学说见于所撰《大乘义章》。此书把佛教义学的大纲分作《教法聚》、《义法聚》、《染聚》、《净聚》、《杂聚》（此聚已佚）五类。每类中都是先叙《毗昙》、《成实》，然后归结到《地论》、《涅槃》。他盛弘《十地经论》。此论原系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所以他同时也是宗《华严》的。他晚年又列席摄论师昙迁的讲筵，还著了《起信论义疏》，因而他又汲取了《涅槃》、《摄论》及至《起信》的思想，主张《地论》所说的“阿梨耶识”和《楞伽》所说的“如来藏心”、《涅槃》所说“佛性”是一法，称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从而缘起法界恒沙佛法，是名“真性缘起”或“真识缘起”。这种思想即为后世华严宗智俨、法藏的“法界缘起”学说的张本。
　　智顗（538 —597）是天台宗实际的创立者，他从当时流行的大乘经里举出以《法华经》为中心，而以南北朝佛教的义学为根据，特别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说和慧思诸法实相说，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新义。一心三观原已发明观境兼备空、假、中三谛，由此更理解到诸法之即空即假即中，一时互具，而成为三谛圆融。诸法实相原以佛的知见为标准，所以见得实相的内容为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共十如。在这基础上,更见到十如的互具，又遍于六凡四圣的十法界，更各有五阴、众生、国土三种世间，这样重迭计算，有三千诸法，皆于一念中有具足之义，此即一念三千。智顗学说，即以此等观法为其修持的指导思想。
　　吉藏（549 —623）由法朗得承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法门，对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家学说一一加以批判，特别是破斥当时的成实师等，形成了三论一大宗派。吉藏先后著成《中》、《百》、《十二门论》的注疏及《三论玄义》、《大乘玄义》、《二谛义》等，把《般若》无得、性空的义理发挥无遗。
　　此外，当南北朝时代之末，《摩诃摩耶经》、《大集月藏经》先后译出。当时产生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已入末法时代。信行的“三阶教”，便是从这种思想中酝酿而成的。他就时、处、机（人）把佛教分作“三阶”，以为当时到了佛灭一千年以后，又在戒见俱破的世界，多有戒见俱破的颠倒众生，这都到了第三阶时期。此时众生的机类，我见、边见成熟，所以偏学一乘、三乘，或偏念《弥陀》、《法华》，彼此是非，终至犯诽谤罪，永无出离之期。只合依普佛普法的法门，即佛无差别、法无差别、普法普佛、普真普正的佛法。此即信行极力宣传的说教。信行圆寂后不久，开皇二十年（600 ），朝廷明令禁断三阶教典，不听传行，但信奉其说的依然不绝。
　　又北地摄论师的兴起，也在隋文帝时代，如昙迁的著述中有《九识章》专篇，他的弟子道英又深会“无相思尘”的大旨，因而《摄论》的学说仍为一般佛教界所讲习。
　　隋代一般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由于隋文帝偏重定门，曾于长安的西南设置禅定寺，集名德禅师一百二十人，四事供给，以为提倡，遂大开以习禅为重点的风气。特别是昙询（515 —599 ），“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真慧（569 —615 ），“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志超（571 —641 ），“创立禅林，晓夕勤修。”此外修忏、造像、咒愿、持律等也通行。还有致力于社会事业的，如僧渊（519 —602 ）鉴于渡锦江而溺毙的人很多，在南路架设飞桥。法纯（519 —603 ）微行市里，或代人佣作，或为僧俗洗补衣服，或清除市井的粪秽，或为僧徒劈柴担水，或填治道路。智通（543 —611 ）立孤老寺，以时周给。慧达（524 —610）建大药藏，需者便给。
　　其次，在家佛教徒信众中，有一种称为“义邑”（又作‘邑会’，由共同出资或出力营造佛像等关系而成立）的信仰团体，还有一种和它类似的“法社”。这是因为隋代复兴佛教，造像的风气凌驾前代，义邑的组织相当发达。义邑的成员有时多到一、二千人。和它相类的法社，则是贵族、达官或在家人士和若干僧尼的团体。故义邑需要有教养较高的“邑师”主持指导，而在法社除“俗讲”等外，则无此需要。义邑与法社都期望往生净土。关于实际修行，则二者重视戒律而外，法社并偏重修禅。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依佛制供设斋食的集会，即所谓“斋会”，在纪念、庆祝、祈愿等时节举行，如文帝于开皇八年（588 ）昙延圆寂时设千僧斋；既而又于终南山焚化地设三千僧斋。仁寿元年（601 ）遣名僧送舍利到诸州建塔时，也命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等。其次，炀帝为晋王时，于开皇十一年迎请智顗到扬州，为设千僧会，受菩萨戒；智顗于开皇十七年入寂时，遣司马王弘到天台山设千僧斋；又于大业元年智顗的忌日设千僧斋等。此外开皇十四年，武卫将军索和业舍宅为寺时，沙门法藏（548 —629 ）率众精勤行道，设万僧斋。又沙门玄琬（562 —636 ）定于每年二月八日佛诞开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养悲田、敬田。又大业中，昆明池北白村的村民，感于沙门普安（？—609 ）治病的神效，举行大斋，表示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