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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历史(七、隋代佛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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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文学艺术方面,隋代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有文帝、炀帝、薛道衡、柳顾言、许敬宗、费长房、卢思道等的作品。沙门彦琮、行矩、灵祐、吉藏、智顗、慧影等的文学撰作也都可观。隋代的佛画家,有杨契丹、尉迟跋质那(于田人)、昙摩拙叉(印度沙门)等,而以尉迟跋质那和他的儿子尉迟乙僧为尤著。他们的画法有些类似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壁画。隋代佛教的建筑,以文帝所造大兴善寺、东禅定寺,炀帝所造西禅定寺、隆圣寺为最宏伟。特别是东禅定寺“驾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耸,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隋代的石窟艺术,也有很大的建造。像灵祐在开皇九年所凿造的那罗延窟为最著名。灵祐经过周武帝的法难,为了预防佛法灭尽,于开皇九年入宝山(属河南安阳县)开凿石窟。在窟内雕造卢舍那、阿弥陀、弥勒三佛的坐像,并镂刻释迦牟尼佛等三十五佛及过去七佛坐像。又在入口的外壁刻迦毗罗及那罗延神王,并镂刻《叹三宝偈》、《法华》、《胜鬘》、《大集》、《涅槃》等经偈文。更在入口的内壁刻有《大集经. 月藏分》及《摩诃摩耶经》等。此外所开凿的石窟,还有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千佛岩等。至于云岗、龙门、响堂山、天龙山等石窟及敦煌千佛洞等,隋代也续有开凿。隋代雕造的窟龛像及小铜像、玉石像、锤()涂金像等,遗留到晚近的为数也不少。大抵顶作螺发,面貌柔和圆满,衣褶置重写实,流丽柔巧。还有大业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智苑,?—639 ),也为预防法灭,发愿造一部石刻大藏,封藏起来。于是在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又取方石另刻,藏在石室里面。每一间石室藏满,就用石头堵门,并融铁汁把它封锢起来。到唐贞观五年(631 ),《大涅槃经》才告成。这便是房山石经的发轫。
  隋代佛教的流传还远及于四邻诸国,特别是当时的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新罗在陈末隋初陆续有僧人智明、圆光、昙育及惠文等来中国研习佛法,并先后学成归国。又文帝在仁寿中分布舍利起塔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的使者各请舍利一枚,于本国起塔供养。特别是在炀帝初年,四邻诸国来学佛法的僧徒云集长安。于时日本摄政者圣德太子于大业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来聘,并且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见《隋书. 东夷传》)。第二年又特选僧旻、请安、惠隐、广齐四人(一作八人)跟随小野妹子前来。炀帝把这些外来留学的僧徒安置在鸿胪寺的四方馆,并且先后召终南山悟真寺净业、玉泉寺静藏、长安大庄严寺神迥、弘福寺灵润入鸿胪馆担任教授。这些措施对于后来各国的佛教流行,都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