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自古以来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在这当中，佛教曾发挥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公元607年，日本大和王朝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建立两国邦交，同时派留学僧前来学习佛法，拉开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彩夺目的一幕。时间穿越了13个世纪之后，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倡导的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得到韩国、日本佛教界的普遍响应。1995年第一届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在北京召开。 
　　今年恰是中国隋朝与日本建立邦交、中日佛教文化交流1400周年。特邀请佛教史专家、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先生撰文梳理佛教文化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示纪念。
佛教传入日本和圣德太子兴隆佛法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一世纪东汉武帝在位时期，公元3世纪三国魏时与在日本九州的邪马台国往来频繁。公元4世纪日本大和王朝统一全国后，与中国南朝保持密切交往，据中国史书记载仅南朝宋、齐、梁三朝期间与中国通使或诏书往来就有12次。 
　　公元四五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传播迅速。公元538年，在日本钦明天皇在位期间，百济圣明王派使者向日本进献金铜佛像、幡盖及佛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日本。佛教的传入受到大和朝廷中主张从大陆输入先进文化的革新派的支持，他们率先信奉佛教。同时，安于现状固守传统的保守派称佛教是“蕃神”而日本固有的神祇是“国神”，竭力阻止佛教传播，后来利用日本发生疾疫的机会，宣称佛教传播招致“国神”之怒才发生疾疫，奏请天皇下诏禁断佛教。于是佛寺被焚毁，佛像被丢弃江中。然而不久革新派得势，控制朝政，着手恢复佛教。 
　　日本进入公元六七世纪后，朝廷内部革新与保守两派之间、天皇与掌握实权的大氏姓贵族之间、地方豪族与朝廷之间、贵族与广大部民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客观形势把加强中央集权，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任务历史地推到最高统治者的日程，必须迅速做出决择，引进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先进文化和政治、文教制度，才能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日本社会发展。这一历史使命是由推古天皇在位期间担任摄政的圣德太子实施“新政”和以后经历几代天皇推行“革新”逐步完成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日文化交流和佛教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圣德太子(574-622)，是用明天皇第二子，名厩户，死后谥“圣德太子”。圣德太子自幼信奉佛教并接受儒家教育，任摄政后首先建四天王寺，与大臣苏我马子奉诏兴隆佛教，迅速掀起兴佛之风。圣德太子借鉴和引进大陆文化，制定由天皇授予臣僚不同等级的“冠位十二阶”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氏姓世代相袭的门阀制度，颂布《宪法十七条》，提倡效忠天皇和“以和为贵”、“以礼为本”的伦理规范和施政方针。明确将佛教作为治国施教之本，要求臣民“笃敬三宝”，说：“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按：佛教所说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在内的一切众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意为佛教既然是众生的最终归宿(“终归”)、各国的最高原则(“极宗”)，受到普遍尊崇，除极少恶人外皆可从中受教，那么日本也应奉佛教为治国施教之本，否则难以纠正世人的过愆。 

圣德太子派使者入隋并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
　　 中日虽早已存在邦交关系，然而时续时断，南北朝(420-589)后期两国邦交中断。然而两国民间往来没有完全停止，日本对中国情况是了解的。在圣德太子推行“新政”时期，正当隋朝空前昌盛、炀帝即位(604年)前后。圣德太子抓住有利时机，派遣使节入隋建立两国邦交，以便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和先进文化。 
　　据《隋书》及日本《日本书纪》的记载，隋炀帝即位后3年，即大业3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中国史书称“苏因高”)出使隋朝，向隋炀帝递交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使者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朝廷对隋继北周“灭佛”之后致力振兴佛教的情况已经了解，在派使者入隋的同时还派“沙门数十人”前来学习佛法。在航海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数十人绝非小数，可见兴隆佛法在圣德太子“新政”中的重要地位。 
　　小野妹子拥有“冠位十二阶”中最高的“大礼”职位。圣德太子任他为遣隋使表明对建立与中国邦交的重视。中国皇帝一向以天下唯一“天子”自居，称其他国为“蛮夷”之国。所以隋炀帝看到日本国书中天皇自称“日出处天子”，称他是“日没处天子”，曾为之“不悦”，然而还是决定与日本建立邦交。翌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受到以推古天皇、圣德太子和日本朝廷的隆重接待。天皇在接见裴世清时称中国是“礼仪大国”，希望了解中国的“维新之化”。这里的“维新之化”当指隋朝统一中国后实施的包括振兴佛教在内的新政和文教事业。 
　　当年九月，裴世清回国。日本派小野妹子再为使者伴随裴世清入隋，同时派8位留学生和留学僧随同入隋。前4人是留学生，后4人是留学僧。名字前冠有“汉”、“新汉人”者是中国移民或其后裔；担任翻译的惠明也是汉人。圣德太子之所以派他们到中国留学，自然是考虑他们懂得汉语便于在中国生活和学习，易于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6年后，日本又派使者入隋。隋末因战乱两国邦交中断，直到唐朝日本才恢复遣使中国。 
　　小野妹子首次出使隋朝带来专学佛法的“沙门数十人”，后来的情况不明。据日本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日本在隋朝派到中国留学生、留学僧留下姓名的有13人，其中学问僧有8人，约占全部人数的62%。可以说，在日本推古朝派到隋朝的留学人员是以学习佛法为主，同时兼学中国政教文化。他们在中国留学长达15年、24年乃至30年以上，不仅留学生对中国儒学、政法典章和文教有较系统的了解，即使学问僧在获得佛学造诣的同时，也对中国儒学和政教有比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