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回到日本之时，圣德太子已经去世。不久朝廷政情发生变动，长期垄断朝政的苏我氏灭亡，朝廷开始实施以变革社会政治体制为主旨的“大化革新”。他们在兴隆佛法的同时，也为引进隋唐政教制度，实施“大化革新”做出重要贡献。
唐及以后的佛教文化交流 
　　肇始于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建立两国邦交之后，直到宋元乃至以后，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可以说一直没有中断过。

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 

　　 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19次，除3次未能成行，实有16次。每次派遣唐使船来华，几乎皆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华学习儒学经史和佛教。据不完全统计，入唐留学生、留学僧(包括随行僧)约有138人，其中留学僧105人，占76%多，人数远远超过留学生的人数。这既反映日本对派留学僧入唐学习佛法的重视程度，也反映佛教在日本社会占有的重要地位。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除遣唐使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外，还有中国商船和新罗、日本商船。日本僧人也搭乘商船往来于两国之间进行佛教文化交流。他们回国后，不仅是留学生，就是留学僧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在不同场合将中国的政经、文教、哲学、史学、建筑、艺术、医药等介绍到日本。 
　　奈良六宗和平安二宗  中国隋唐，相当日本的飞鸟(593-686)、奈良(710-794)至平安(794-1192)时代。在这期间，中国佛教宗派或学派相继传入日本。奈良时期盛行的佛教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统称“奈良六宗”，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朝鲜半岛从中国传入的，为以后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律宗是唐代高僧鉴真(688-763)创立的。鉴真应请东渡传法经历十分艰辛，前后六次出航，五次失败，其间双目失明，直至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进入公元754年初)才到达日本。鉴真与其弟子除向日本僧众授戒和传授律学之外，还传授天台宗，校勘佛典，并且介绍中国的寺院建筑技术、雕塑、美术乃至医药学等。 
　　平安时期，日本不少学僧人入唐学天台宗、密宗。最澄(767-822)与空海(744-835)同时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回国后分别创立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密宗)。这两个宗派成为平安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日本天台宗甚至被称为“日本文化之母”，镰仓时代的新宗派净土宗、真宗和日莲宗的创立者皆出自天台宗。 
镰仓佛教——日本民族佛教的形成  

　　 佛教自传入日本到镰仓时期(1192-1333)已有600多年，经过长期适应日本社会，与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和习俗相结合，逐渐实现民族化，先后形成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净土宗、真宗、时宗和日莲宗。这些宗派是未曾到过中国的日本学僧适应日本社会形势和民众宗教心理需求，提出自己的教义体系而创立的。这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另一种形式——日本学僧通过对汉译佛典和著述加以诠释发挥，对汉语系佛教重新加以解构、组合，让它根植于日本国土、日本的社会。 
　　与此同时，日本旧有佛教宗派法相宗和天台宗、真言宗等，也实现了民族化。从宋元又传入了中国禅宗中最有影响的两派——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幕府和武士阶层乃至朝廷权贵的支持下得到迅速传播。在这当中，通晓理学的宋元禅僧对推动宋学——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直至明清乃至近现代仍在进行。日本派到明朝的使者几乎全是禅僧，他们在完成出使任务外，还从事佛教和其它文化艺术的交流。明清之际，有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1592-1673)应请赴日传法，在临济、曹洞二宗之外创立了黄檗宗，同时也将明清文化介绍到日本。近代以后，日本借鉴西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佛教取得众多成果。这些成果也陆续传到中国，对中国的佛教乃至人文科学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