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老兄喝得醉醺醺之后，问了个很不客气的问题：“你们中国佛教为什么这么看重戒律？”我当时没理他，觉得他是为日本佛教的“堕落”找借口，因为一位住持刚刚请他喝过酒。

　　 但是后来这个问题总在困扰我：为什么汉传佛教如此注重戒律？解放初期虚云老和尚对于试图变革僧制的企图大为不满，后来大家都不敢提这碴事了。

　　 刚开始呢，我觉得跟汉传佛教自力解脱的传统有关。禅宗一度是汉传佛教的主流，即便是净土也以自力为主以自他相应为辅助，不像日本那样极度偏重弥陀他力救度。在自力解脱路线中，没有戒律，就没有禅定，也就没有智慧。这个原则是汉传、藏传、南传主流都认可的立场。

　　 最近看了两本高罗佩的《狄公案》，算是补了点中国社会的基础课，发现问题好像比我以前想象的要复杂一些。

　　 古典小说里面的僧人，包括道士，没有几个好人。看看《水浒》、《三言》是这样，《狄公案》同样如此，书里面寺院道观往往不太清净。记得天竺寺里面有对联曰：大护法不见僧过，善知识能调物情。实际情况是，好像大家都眼睛盯着僧众的过错，自古皆然，于今为盛。

　　 换个角度说，佛教注重戒律，不仅是教内偏重修证的需要，也是社会上教外人士的要求。然而俗人为何对僧众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呢？因为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充当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

　　 “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大部分中国民众的信仰心态。寺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同神灵世界做买卖的市场，而僧人则充当了神人之间交易的中介。信众通过僧人中介把自己的订单和货币（愿望和供品）传递给神明（什么菩萨、妈祖、娘娘等对百姓来说是等价的），而神明把货物直接传递给信众。神明是可靠的，信众的愿望和供品都是真实的，唯一可能出问题的是中介。所以中介要有一定的资格保证，僧人有必要向世人表明他品行洁净，有足够的资格来通过法事来祈求神力和慈悲加被众生。

　　 说白了，民众要求僧人充当祭司。而祭司要自身洁净才能施法成功，所以民众对于僧伽的戒律严格要求，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自己所委托的宗教活动能够有效完成。

　　 凡事都有例外，民众偶尔也喜欢不守戒律的佛教徒，好比济公。那是因为济公不属于祭司，他不需要通过固定的仪轨来完成宗教活动，他只要施展神通就行啦。具备神通的僧伽被中国老百姓当作萨满（巫师），萨满凭借自己的通灵能力即可解决民众困苦，所以喝酒吃肉并不是问题。

　　 不管怎么说，佛教很少以它本来的面目被中国民众所接受，无论历史和现在都是如此。它对自己的期许和百姓对它的期望，很少有重合的部分。而在戒律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巧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