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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禅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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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围绕语录公案展开的文字禅有四种形式,也可以说是公案之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拈古”是以散文体讲解公案大意,“代别”是对公案进行修正性或补充性解释,这两者都起源于宋代之前。“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颂古之作可以称为“禅诗”,但禅诗并不仅仅等于颂古,禅诗还包括颂古之外的禅学诗作。“评唱”是结合经教对公案和相关颂文进行考证、注解以发明禅理。颂古与评唱这两者都起源于北宋。一般说来,能够主导禅学发展方向,并能够发挥多方面理论作用和社会功能的文字禅形态,是代别、颂古和评唱。

  “代别”是“代语”和“别语”的复合词。所谓“代语”,原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问答酬对间,禅师设问,听者或懵然不知,或所答不合意旨,禅师代答的话语;其二是指古人公案中只有问话,没有答语,代古人的答语。所谓“别语”,是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话,作者另加一句别有含义的话。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对古人或他人禅语的发挥。由于云门语录中多有代语和别语,一般认为“代别”以云门为始。进入宋代,首先是汾阳善昭(947~1024)利用这种形式,将禅引导到发掘古人意旨方面,更确切些说,是借用古代公案,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说明创作公案代别的原因:“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目之为代别。”【楚圆集:《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大正藏》卷四七,613c。】“未尽善者”和“语不格者”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案的语意未尽,需要添加“代语”或“别语”,作进一步的揭示,也就是对公案作修正性解释。善昭的代别之作保存于他的《公案代别百则》和《诘问百则》中。

  综观善昭的两百首代别之作,其中虽有一些精彩的部分,但大多数平淡无奇,有些甚至不如原来的语言含蓄生动。善昭着意追求语言上的“善”和“格”,就是要用自己的标准去统一公案的答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代别之作同公案的选择一样,真正的目的不是发明古圣意旨,而是借题发挥,既可以作为言谈交往的口实,也是阐述自己思想观念的途径。每一位禅者都会热衷于发明更新的“代别”,以表明自己掌握了禅理,已经心明而智达。所以,任何一则公案都永远不会有某个固定的标准代别答语。实际上,善昭创作的诸多代别语句始终没有盛行于禅林。

  但是,善昭鼓励运用代别这种形式追求玄言妙语,长久影响了禅学的发展。宗杲曾指出:“近年以来,禅有多途……或以古人入道因缘(指公案),聚头商榷云:这里是虚,那里是实,这语玄,那语妙,或代或别为禅者。”【[宋]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三十,《大正藏》卷四七,941b。】由此可见,直到南宋初年,追求玄言妙语的代别依然是禅林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南宋之后,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由于代别成为一种时髦,禅师们普遍希望通过与众不同的新奇语句,显示自己的心明智达,以至于同一问句,会出现多种不同答语。这样一来,“古圣”那些多具深意的佳言机语,在不断花样翻新的代别中变成了无聊的戏言。圆悟在《枯崖漫录》中叙述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并予以评论:

  金华元首座,刚峭简严,丛林目为饱参,见等庵于白云,始了大事。僧问:“如何是佛?”曰:“即心即佛。”问:“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赵州道底。”闻者皆笑。后有僧问:“如何是佛?”曰:“南斗七北斗八。”问:“如何是道?”曰:“猛火煎麻油。”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龟毛长数丈。”传者皆喜。嘻,若如此辨验答话,不惟埋没己灵,抑亦辜负前辈【[宋]圆悟录:《枯崖漫录》卷上。】!

  代别之流风所及,使老实简严的禅师也不得不刁钻古怪起来。而禅宗“前辈”们的不无苦心的“断流语”,变成了一片油腔滑调。这自然引起正派禅师的谴责。实际上,高层次的士大夫对此也不满意。岳珂说:“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宋]岳珂:《桯史·解禅偈》。】这“隐语”、“大言”可以成为代别者追求妙语玄言的注解,其在宋代禅宗中始终十分盛行。

 “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的赞誉性解释,它不仅是研究公案的方法,而且是教禅学禅、表达明心见性的手段。善昭首创颂古,是对宋代禅学的又一促进。在北宋以后的禅史上,颂古比代别具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得到士大夫的特别喜爱,使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善昭的颂古之作是《颂古百则》,选择百则公案,分别以韵文阐释。他在其后作《都颂》,阐述选材的原则、作用和目的:“先贤一百则,天下录来传。难知与易会,汾阳颂皎然。空花结空果,非后亦非先。普告诸开士,同明第一玄。”【《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大正藏》卷四七,613c。】意谓他选用公案的标准主要是择优,不论宗派,唯以禅林公认的“先贤”言行,作为弘禅证悟的典型范例流通天下。这反映了善昭力图融合禅宗各家宗风的倾向,也为日后多数禅师所接受,成为共识。当然,由于各选家的眼光不同,水平有别,所选公案也就不会完全一致。善昭认为,公案中的古德言行或机缘,有的晦涩难懂,有的易于理解,颂古都应该使其清楚明白,便于学者同明“第一玄”(即禅理)。他的《都颂》明确宣示:禅既可以通过文字“普告”学者,学者也可以通过文字去“明”。这一主张在他的颂古实践中得到更明朗的表现。

  北宋末年的圆悟克勤曾给颂古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碧岩集》卷一,《大正藏》卷四八,141a。】,意思是说,颂古不是照直把古圣的意旨叙述出来,而是绕着弯表达禅理,这也是禅宗常讲的“不点破”的原则。但事实上,善昭的颂古特点远非如此,他总是从公案的事实出发,推论出古圣的意旨来。例如,《俱胝一指》这则公案,说的是唐代俱胝和尚,每遇有人向他问禅,他都不多说话,只竖起一个指头,表示回答。善昭的颂文是:“天龙一指悟俱胝,当下无私物匪齐。万互千差宁别说,直教今古勿针锥。”【《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中,《大正藏》卷四七,609a。】意思是说,俱胝和尚竖一指悟人的方式,是从天龙和尚那里学来的,因为他就是从一指得悟。“一指”喻一以贯之,在千差万别的世界中,要把握它们的统一性,佛教通常或指“空”,或指“心”,善昭给予的解释是“无私物匪齐”。“无私”即“无我”,“无我”即“性空”,所以从“无私”的角度看世界,无物不是齐一的。至于俱胝和尚的本意是否如此,是另一个问题,但善昭在这里没有故弄玄妙,是很明显的。可见他的颂古,有很大成分是为了普及禅知识。可以说,善昭的颂古代表了颂古的初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