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帝国时代的蒙藏佛教关系

　　蒙古佛教的黎明期是在蒙古帝国时代？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传人蒙古地区，蒙古帝国太祖博克达·成吉思汗(BogdaCinggisHan 1162-1227，略称成吉思汗)以及蒙古诸皇帝，接受了藏傅佛教：本文以研究传播途径和接受原因为主-在学术界，至今为止，一般都将成吉思汗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理解为个人关系，本文将加以讨论。

　　佛教何时传人蒙古族地区的呢？在《三世佛母圣般若波罗蜜多经》(Dus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里有如下记载，释尊曾作过预言，佛教将先从中印度向南一度传播弘扬，此后又将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传播弘扬。就是说，佛教将传播到印度东北方向的地域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释尊在《无垢天女请问经》(Lhamodrimareedbasshusbairedo)预言说，佛涅槃后的二千五百年时，佛法在“红面”(gdolldma真)地域传播，即预言说在蒙古族地区传播。这是因为蒙古族地区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红色的缘故。

　　一般认为在蒙古地区最早传来的佛法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蒙古学界大多以蒙古学者萨襄彻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secen，Erdeniyintob ci)一书为依据，《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叙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岁(公元1206年)用兵于土伯特(tubed西藏)之古鲁格多尔济汗(Kulegedorci qagan)。彼时土伯特汗遣尼鲁呼诺延(Niluku

　　noyan尼鲁呼，大臣之意)为使，率三百人前来进献驼只、辎重无算，会于柴达木疆域。

　　成吉思汗赏赐其汗及使臣，并送礼物和信件给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嘛喇(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说：“尼鲁呼诺延之还也，即欲聘请喇嘛，但朕办理世事，未暇聘请，愿遥申皈依之诚，仰恳护佑之力”。于是收服阿襄三部(mGaH ris skor gsum)属八十土伯特人众。

　　另有久明柔白多杰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G)，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蒙古文著，陈庆英乌力吉汉译注的《蒙古佛教史》等书，都涉及阐述了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萨察克罗杂干阿难达噶尔贝喇嘛的关系。但是萨迦派的历史著述中没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记载说，成吉思汗与萨迦派的高僧萨钦·贡噶宁布(SaskyakundgahsfiiGpo 1092-1158，以下略称贡噶宁布)结成施主与上师(mchodyon)的关系，成吉思汗给贡噶宁布发了信函等等。其实在时间上成吉思汗和贡噶宁布不是同一时代的人，贡噶宁布生存于公元1092-1158年间，成吉思汗则是1162-1227年问的人物，成吉思汗诞生前四年贡噶宁布则已圆寂了。再进一步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贡噶宁布去世已有四十八年之久。以此推论，当时萨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应该是萨迦派第三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当时虽然佛教还没有正式传人蒙古地区，但是，由于成吉思汗发给西藏的信函正式开启了蒙古接受佛教的进程，因此蒙古佛教信众还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这一恩德的。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是与成吉思汗有关的。诚然，在这以前，蒙古人对佛教并不陌生，他们通过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龟兹人和畏兀儿人与佛教也曾经产生接触。

　　其后，蒙古帝国的王子阔端王(Godan han l206-1251)给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ll82-125l以下略称萨迦班智达)发送了“阔端通达亲书”，萨迦班智达接到信函后，前往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七年有余。其间，萨迦班智达亲笔给西藏僧俗写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Buslobrnamslasprigbabshugs)》，解释说明了蒙古帝国的具体情况，成为西藏归顺蒙古帝国的宣言，建立了蒙古帝国和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关系，同时开启了佛教传人蒙古地区的新篇章。阔端王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史称“凉州会谈”(今甘肃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国佛教弘传情况，可以说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与萨迦派高僧之间交换亲笔书函的情况，不只是侗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时蒙古帝国与藏传佛教萨迦派之间公共关系的重要文件。有关这些情况在《蒙古源流》、《多桑蒙古史》、《蒙古佛教源流》、《阿勒坦汗传》等文献资料中都有记载。

　　据蔡巴贡噶多吉著的《红史》记载，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的时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余座，尚可能包括汉传佛教的寺院，以祈祷国泰民安，使人们安居乐业。尊师还请求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在西藏楚布寺建经堂塑造了高达约50尺的释迦牟尼佛像，左右塑造了五方佛和弥勒菩萨、文殊菩萨(manshirborqan蒙古语)、观世音菩萨(aryabaluborqan蒙古语)等九尊造像。

　　蒙哥汗时期，汉传佛教的高僧海云法师和克什米尔的那摩法师，都先后被封为蒙古帝国的国师，管理蒙古帝国全国佛教事务。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国至元朝时期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成吉思汗时期到窝阔台汗(1229-1241)、贵由汗(1246-1248)时期，约二十六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执行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方略。萨迦班智达没有被封为国师。藏传佛教高僧被封马国师的嚆矢是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pabiogrosrgyalmtshanl239-1280汉译圣者慧幢，以下略称八思巴)。

　　二、元朝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元朝时期的蒙古地区佛教可从13世纪初期克什米尔国归顺蒙古帝国说起。蒙古人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属于萨满教(shamanism)的博克教(Bogeyins^asin)，博克教不强制改变和歧视其他民族和外国人的宗教信仰，允许保持其信仰的宗教，并给予保护。博克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在蒙古地区呈现平等共存的局面。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Hanl260-1294，SechenHan蒙古语也称薜禅汗)与他的帝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使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地区并生根发芽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元朝的国教。他们共同推动了蒙古佛教的发展。忽必烈汗首先从八思巴接受了藏传密宗灌顶之一《喜金刚灌顶》(dGyes Pa rdo rje yi dba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传承仪轨，封八思巴为“二界大国师”(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和帝师，掌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是皇帝在佛学方面的导师，具有普天之下万民之卜一人之下的崇高地位：

　　元世祖忽必烈汗赐予八思巴国师和帝师地位的缘由是对八思巴传授的佛教殊胜见地以及修持的神通力十分景仰，与他精通佛教史学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政治密切相关。上述情况在《宗教源流史》、《元朝帝师八思巴》等文献资料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八思巴最先参拜中国佛教四大佛山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并首次在五台山创建了蒙藏佛教的寺院。八思巴参拜五台山，给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忽必烈汗于藏历阳木虎年(1254)，从蒙古与藏地相接壤处的甘肃凉州，给藏传佛教僧侣颁发诏书《优礼僧人诏书》。在《优礼僧人诏书》之中忽必烈汗提到了有关接受八思巴的请求对藏传佛教僧侣以“优待”之意，同时可以看出忽必烈汗对八思巴的信赖及对佛教的期待。从元朝帝师的职务责任也可以看出不仅地位高，而且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掌握全国的一切宗教事务，还是皇帝在宗教方面的精神导师。八思巴示寂后，忽必烈汗给他建造了舍利塔和金顶佛殿。元末顺帝(1328)下诏规定，汉传佛教寺院内要举办八思巴的示寂日法会等，并且必须与释尊的涅槃日以同等规模举办和供奉。汉传佛教高僧德辉法师所著《敕修百丈清规》中有所记载。

　　三、蒙古文字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蒙古文字，一般认为是从畏兀儿字体而来。但佛教也有以下的说法，萨迦班智达黎明时坐禅在定中，以显现一个女子持揉革搔木跪地为契机，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文字。从而，这位定中出现的女子被神化成佛菩萨的化现。实际上萨迦班智达以畏兀儿文字为基础，又参考了梵文、藏文的语法等，字形方面模仿了汉文的竖写方式，创制了蒙古文字。萨迦班智达创制的蒙古文字，其字母和单词具有阳性、中性、阴性三种特性。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蒙古族高僧却吉畏赛(Chos kyi od zer 约 1214—1321)细化加工后完成了现在所用的蒙古文字。

　　却吉畏赛法师在“a，e，i三个元音字母之上增补了，o、u、6、u”四字的闭音节元音字母，词末位置的126子音字母(蒙古语叫segultu usug=debisgertistig)和记录外来语的35个文母，从而完善了蒙古文字。元成宗乌尔吉图汗(Oljeituhanl294—1310在位)时，建立五所译经院，使用却吉畏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藏文《大藏经》的续藏《甘珠尔》(bKaHHgyur)和论藏《丹珠尔》(bsTanHgyur)。却吉畏赛法师称得上是使用蒙古文翻译藏文《大藏经》的开拓者。

　　忽必烈汗下诏八思巴造出的“蒙古字”(hor yig)，弥补了元朝“一代制度”，元朝公文书等正式使用蒙古字，对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起了重要作用。

　　四、蒙藏佛教活佛转世溯源

　　蒙藏地区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设立“乘愿再来”的“转世真者”，活佛转世制度。在蒙藏地区佛教信众的信仰意识中，活佛是诸佛诸菩萨的再来，众生是以善恶业力、烦恼轮回于六道中，所以，蒙藏地区佛教寺院的经营因有无活佛而决定。

　　除萨迦派以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与蒙古帝国有关系的是噶玛噶举派(KarmabkaHrgyudP3)，蒙古帝国的蒙哥汗(MongkeHan，1252-1259在位)曾封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Karmabagsi 1204-1283)为“国师”，并授玉印，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L-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即前后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蒙藏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Zang skya Qutugtu)，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Gutugtu)等大活佛转世系统：这些大活佛对于蒙藏地区政治、宗教、文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并影响着蒙藏僧俗的日常生活，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今僧俗信众幸福和解脱的高僧，俗称“呼毕勒罕(Qubilgan)”，汉地佛教徒称“活佛”。“呼毕勒罕”是蒙古语“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对学修有成就，能够以自己的意愿转世的人，称之为“呼毕勒罕”，(下文顺其习惯叫法，以“活佛”之称代之)。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唯独蒙藏族地区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据《藏传佛教》一书载，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承认的呼图克图(Qutugtu)160人，呼图克图是蒙古语音译，是对上层大活佛之封号。其中，西藏30人，内蒙古57人，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肃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间，仅西藏自治区就有活佛约3000至4000人‘：41。又据《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仅在蒙古族地区就有转世活佛243人，其中内蒙古地区(包括北京、东北三省的吉林、辽宁、黑龙江)占157人。

　　从蒙古民族执政的元朝、汉民族执政的明朝、满族执政的清朝三个朝代以来，汉民族受蒙藏佛教的影响甚大。随之，汉民族的僧俗把蒙藏佛教的高僧俗称“老佛爷”(Lao fo ye)“喇嘛爷”(La ma ye )“活佛”（Huo fo)等。特别是称呼“活佛”的叫法最为普遍，自此，凡是蒙藏佛教的高僧几乎都叫成活佛了。

　　明清时代在蒙藏地区佛教中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在蒙古历史和蒙古佛教史中，影响最大的是号称为弥勒佛化身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btsun dam pa Qutugtu，至尊圣人之意)，蒙古人俗称他为“温都尔格根”undurgegen)，温都尔格根是蒙古语，高贵的圣人之意。1911年12月29日蒙古国独立时，曾一度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年号为“共戴”。

　　多罗那它尊者(Tarangthal575—1634，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第一世)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藏名为衮嘎宁波(KundgaHsfiingpo欢喜心之意)。多罗那它尊者于1614年，在现西藏自治区拉孜县彭错林区创建了一座达丹彭错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G)。不久，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Han l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请高僧藏巴汗，于是，就派遣了格鲁派以外的觉囊派的高僧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传教。万历四十二年(1614)多罗那它尊者到达蒙古后，常驻库伦，即今日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传授佛法和佛教文化。

　　多罗那它尊者前往蒙古之时，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1589—1616功德海)赠给多罗那它尊者“迈达理(MaidariY’的称号，迈达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译，意为弥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它尊者称之为，“迈达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语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说，多罗那它尊者是弥勒佛“乘愿再来”的活佛。多罗那它尊者赴蒙古之后，讲经说法，兴建寺院，受到蒙古王公贵族和民众的欢迎。

　　多罗那它尊者于1634年，示寂于蒙古的喀尔喀部，在蒙古传教弘法二十余年。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认定衮布之子为多罗那它尊者“乘愿再来”的转世活佛，将他尊为蒙古地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此即成为蒙古最大活佛转世之肇始。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生精进于弘扬佛法，特别是在佛像艺术方面，师尊亲手创作，创造出独具艺术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开拓了蒙古佛教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乌巴什戒)的法名。尊师三岁时(1638)，由扎木巴力巴诺们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bLo bo bzaG bstan baHi phrinlas)。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罗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间出现在蒙古地区的一位著名政教领袖。他为维护祖国统一，平息叛乱，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明清时期蒙藏佛教关系

　　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定都，正式建立了明朝，为明太祖。元朝最后的皇帝，元／烦帝妥惧帖睦尔(ThgonthemUrl333年-1368年在位淤大都北京出走，返回了蒙古草原(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进入了史称的北元时期。

　　随着元朝的终结，在蒙古地区盛兴弘传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实力也随之渐渐衰退。萨迦派约在蒙古族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约二百多年，为促进蒙古地区的宗教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地区佛教文化进入明朝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蒙古人主要是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进行了频繁的交流，他们之间的开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hanKhan 1507—1582)，格鲁派方面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称三世达赖喇嘛)。阿勒坦汗与三世达赖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会晤的，后来阿勒坦汗邀请三世达赖喇嘛到现在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kukekota，汉译为青城之意)，给蒙古佛教信众讲经说法，故称呼和浩特市为“归化城”，意为归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为三世达赖喇嘛建造了弥勒寺(汉名“灵觉寺”，蒙古名“美代召”)”，美岱召是由城墙和寺院建筑群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称一绝的“城寺”。三世达赖喇嘛在此弘扬佛法，讲述经论，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弘扬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