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巍峨庄严的大佛，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而神秘的消失。曾受众多香客顶礼膜拜的大佛，在香火缭绕逐渐淡去之后，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仍然坚守着她的佛缘状态，在继续着她的默默地沧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阅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寻探了几十年的佛踪后，终于在一个山水环绕、风光秀丽的山凹里觅得大佛的身迹。老人激动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抚摸着大佛苍劲斑驳的伟岸身躯，浮想联翩，心底不由涌起几许怀古的幽思。这尊大佛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千百年来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与人间的悲欢？它那两扇如轮大耳听到过多少庙堂的私语和市井的喧嚣?我想它那硕大智慧的头脑中一定封存着许多未曾载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开口讲话、吞吐千年，那些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和迷底，或许竟可以一朝而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断定的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开凿这样一座气势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应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传，明初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凿制了一块史无前例的巨形石碑，准备将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丰功伟绩。然而，万事俱备之后，却因碑材太重无法搬运，且耗资太大难以承受而作罢。这块巨碑迄今仍横陈于山巅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权至上，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历史背景下，大兴土木的作为往往也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那么，北齐的统治者为何要倾举国之力来开凿这样一座石佛呢？这恐怕与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分不开，与佛教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可能反映着统治集团的摄政能力。

　　北朝时期，太原已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冲撞交汇的前沿，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性政权在并州地区的确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区域。而这一阶段，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创新、萌动的执政状态，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动因。著名高僧佛图澄，得到后赵石勒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内弘扬佛法、广收门徒，以致魏晋时期佛门高师名僧多出其门下。与释道安齐名的高僧法济、支昙、慧远、法显、云鸾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门娄烦人慧远，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为泰山北斗。而平阳人法显则是中国历史上赴印度、斯里兰卡访学的第一人，著有《佛国记》一书。东魏时期代县僧人昙鸾是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东魏孝静帝称其为“神鸾”，日本佛界称其为本师，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北魏、东魏、西魏皇室出资筹建寺院约47处，王公大臣筹建寺庙约830余处，民间出资筹建寺庙约三万余处。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广额高鼻，长眉丰颐，很似北魏鲜卑人的体征。体态衣纹多劲直，形象肃穆，身躯雄伟健壮，显示出游牧民族骠悍、粗犷、豪放的气质风貌。

　　东魏、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尔朱荣，在晋阳建丞相府，坐镇晋阳前后15年。迁邺以后，晋阳仍然是高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在晋阳城周边地带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高洋称帝后，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间，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缘岩凿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统治者为了使臣民俯首贴耳，自己坐拥天下；学士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寄情山水；老百姓为了寻找诉求、期待安慰，于是大佛成为时代共同的偶像。他们选准了风水，拟定了规制，草就了图案，培训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开始了心灵与物象的创造。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对心灵的寄托、带着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妻舍子、远离家庭、义务劳作、精心创造，他们要把心中一个无尚的浮屠，变成一个现实中高大、伟岸的偶像。他们终于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将一尊罕见的大佛以及供奉他的庞大佛寺雕筑面世。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而它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如果我们把隋唐看作是魏晋南北朝的后花园的话，那么大佛落成以后，它那双极富睿智与洞察力的佛眼，一定可以透过层层历史的迷雾与浮云，窥视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帝国的猎猎军旗即将由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揭竿而起；而泱泱大唐帝国的威仪与强盛，不仅将改变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她那如日中天的辉煌必将让整个世界为之瞩目与惊叹。因为，当时代进入隋唐后，便有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的河床之上。这是一种大成熟，一种万千气象的大成熟，犹如人之壮年，犹如秋季的稻田，充满了魅力，充满了精气神，充满了丰收的景象。内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调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张弛，进入了得心应手的阶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举考试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业；文化是成熟的，诗赋、艺术的创造，涌现了一批出神入化的人物；经济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实的社会……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超一流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耳，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范本。

　　不知此刻的大佛是否想到，在空寂中打坐默祷50余年后，它将迎来空前绝后的尘世殊荣。

　　在隋唐的历史上，我们清楚，李渊的政治见识在封建王朝的始祖中，应是很睿智的。他来太原做留守之前，就已看出隋朝大势已去，遂萌伺机而动之心，所以才和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的说法。来太原下车伊始，文水富商武则天生父就力劝其举兵反隋，李渊一笑置之，日：“幸勿多言”，转而又说：“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这时李靖和刘文静等人都已看出李渊有“四方之志”。隋炀帝南下江都以后，李渊断定时机已经成熟，悄悄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

　　当时间指向大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的时候，唐朝第三代掌门人高宗李治携着百媚千娇的皇后武则天，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大唐帝国的发祥之地——太原。他们徜徉于晋阳的青山绿水之间，但绝不敢流连忘返，因为他们的行程安排并不宽松。不仅要去北都晋阳古城缅怀父祖的丰功伟绩，去文水慰问皇后的家乡父老，而且还要瞻仰大佛，表达对佛祖的崇敬与虔诚，祈求佛祖对大唐江山社稷的关爱与佑护。面对如山岳一般伟岸的大佛，帝后二人“礼敬瞻睹，嗟叹希奇，大舍珍宝财物衣服”，并令并州官长“速庄严备饰圣容”，“开拓龛前地，务令宽广”。此行回到长安后，立即责成内宫制袈裟两件，派专使驰快马飞送并州，给大佛敬奉袈裟。袈裟上装饰的金银珠宝异彩纷呈，“放五色光，流照崖岩，洞烛山川”，“数千万众，道俗瞻睹，一时轰动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