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代帝王与五台山佛教
　　东晋名僧道安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史来看，帝王的崇建是五台山佛教兴盛的主要原因。魏孝文帝认为佛教有助于王政，在境内大兴佛教，于五台山始建了大孚灵鹫寺、佛兴寺、清凉寺等寺庙，且岁时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台山佛教兴起。北齐诸帝亦倾心信佛，大起佛寺，五台山建寺2百余所，并割8州之税，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灭佛，五台山方寺塔悉毁，僧人散之。
　　隋唐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台。开皇元年(581)，文帝即诏令五顶各置寺一所。大业二年(606)隋炀帝改驴夷县为五台县，县以山名，可见五台山在当时的影响。唐代，从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邦赍供，不可悉记矣，”(《清凉山》)。唐太宗就认为五台山是文殊所居，“实我祖宗植德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显庆元年(656)十月，诏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奠定五台山佛教兴盛的经济基础。龙朔年间(661—663)，曾“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古清凉卷》)，绘制了五台山文殊化现图，使“清凉圣迹，益听京畿；文殊宝化，昭扬道路”(同上)。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给五台山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凉寺。肃宗曾诏五岳并五台各建寺一区。代宗时，吐蕃兵陷京师，郭子仪兵至解围，败吐蕃，代宗以为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助之力，便不惜耗费巨资，令修五台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并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德宗时，曾诏五台山竹林寺净土四祖法照入宫，教授宫人五会念佛；诏大华严寺澄观法师至长安，并赐“清凉国师”之号。唐武宗会昌灭佛，五台山佛教又遭到严重打击，寺庙毁坏，僧众解散。宣宗即位后，于大中二年(848)正月敕曰：“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见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五十人”(《唐会要》卷48)。《广清凉传》也载：“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可见，会昌后趋于式微的五台山佛教经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复和发展。
　　入宋以来，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隆佛化，照耀林薮。清凉之兴，于时为盛”(《清凉山志》)。北宋诸帝崇奉佛教，在唐宣宗兴佛的基础上，又使五台山佛教得以发展和兴盛。太宗敕建太平兴国寺，诏令“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清凉山志》)。并重修五台10寺。宋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台真容院，建重阁，设文殊像，赐额“奉真阁”。
　　元兴，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礼佛，修葺五台山12佛刹。成宗为皇太后建寺于五台山，并于元贞二年(1296)至五台山，瞻礼文殊，礼重五台山华严菩萨正顺法师，并敕建万圣佑国寺。武宗时亦大规模建寺于五台山，礼重五台山真觉大师，授以僧统之职。仁宗时置五台寺济民局，并“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开采铁矿。英宗也曾于至治二年(1322)，至五台山朝山拜佛。泰定帝敕建五台山殊样寺，赐田三百顷。文宗也多次遣使至五台山作佛事，祈福安民。
　　明代诸帝为了祈福延祚，巩固边防，吸取前朝经验，尊奉佛教，尤其崇奉五台山佛教。太祖幼出佛门，自然崇佛敬僧，曾对五台山璧峰禅师优加礼遇。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就迎请哈里麻，后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送往五台山，并为其重修显通寺和大白塔。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于永乐十三年(1415)至五台山朝圣，成祖曾几次致书慰问，并敕赐袈裟禅衣、镀金莲座等。明英宗敕造《大藏经》5藏，安于5座台顶。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造丈六镀金文殊像及画像百轴、香金5百两、布帛千尺，念珠万串，敕赐五台山文殊寺。正德二年(1507)，武帝“敕建铜瓦殿，赐额广宗寺，兼圣谕护持”(《清凉山志》)。又于中台顶建寺，赐额演教寺。神宗受到慈圣皇太后的影响，十分崇佛。万历年间，敕建大塔院寺并舍利宝塔；于狮子窝修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敕建圣光永明寺(即显通寺)。神宗还多次于五台山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使五台山佛教盛极一时。
　　清朝10代帝王，大多信佛，且特别崇奉喇嘛教。从始至终，推行一套“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策略，所以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也给予特殊的礼遇。顺治十年(1659)，就令阿王老藏卓锡五台山，总理番汉经典。次年，又令老藏丹贝为清凉山住持，修葺菩萨顶等寺。康熙皇帝曾5次朝台。康熙二十二年(1683)，第一次朝台，敕赐阿王老藏为“清凉老人”，且赐龙袍、貂座、靴衣、香银等物，还命老藏丹贝重修五顶寺宇。次年，菩萨顶大殿改覆琉璃黄瓦，并“于菩萨顶设立永镇把总一员，马兵10员，步兵30名，护守香火供器”(《山西通志》)。在五台山佛教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以后，菩萨顶成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的居处，前后共驻锡过19任札萨克大喇嘛。同时，从康熙年间至清末，朝廷还让统辖内蒙古、青海佛教事务的大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住在五台山镇海寺。康熙皇帝5次巡幸五台山，敕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55块、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修葺寺院20余座，做各种道场8次。乾隆皇帝也曾巡幸五台山6次，修葺演教、望海、法雷、普济、灵应、显通、殊像、碧山、镇海等20余寺，御制碑文8篇，题匾45块。雍正、嘉庆也来过五台山。以后，国势日衰，清室再未朝台。但在光绪九年(1883)，还重建了大万圣佑国寺，称为极乐寺。慈禧太后还御书了“真如自在“四字，赐予普济和尚，如今还存于南山寺。
　　四、五台山的三教融合
　　五台山文化是三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晋文化又是华夏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带一直居于正统地位。所以在五台山文化中，儒家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上、宗法社会里的尊君孝亲的等级观念、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不偏不倚、取法于中的处世哲学等思想，是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的。加之五台山这种“封闭式的大陆环境“(五峰、四土垂、四关、四门的限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小农经济，都为儒家思想的扩张准备了适宜的土壤。中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的仁爱二字为起点的，五台山传播的佛教，也是以慈悲为怀，也是植于仁爱的。在探求人性、止于至善、美化人生、安和社会方面，儒佛是一致的。所以五台山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本土儒家思想观念的交融影响，是母庸置疑的，也是无须赘述的。这从五台山寺院尚存的三百余幅壁画上，所宣传的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等内容，即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在五台山的活动时间，要早于佛教。《古清凉传》载，晋永嘉三年(309)，“雁门郡竹俊人县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人为之步驱而不返，遂宁居岩野。往还之士，时有望其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为仙者之都矣。”这说明东晋时代，道教在五台山地区已经广泛流传，神仙观念也已普遍存在。《仙经》云：“五台山名为紫府。常有紫气，仙人居之。”紫府在道教中即为神仙所居之处。唐代地理学着作《括地志》也载，五台山“其山层盘秀峙，曲径萦纡，灵岳神山奚，非薄俗可栖。止者悉是栖禅之士，思玄之流。”这些记载，都说明五台山曾有过道教人士在此活动。北齐时，五台山佛寺林立，慧祥在《古清凉传》中说：“据此而详，则仙居灵贶，故触地而繁也。”从中透射出五台山佛道的微妙关系。
　　其实，翻开《清凉山志》，道教踪迹随处可见，可知五台山并非单一的佛教圣地。现在五台山许多山名地名，都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仙花山，南台之山名。“南台之麓，仙人之居。”昔人李环洲诗曰：“寻真到此聊经宿，莫谓丹成便浪猜。”。萨土垂崖，古有代州王氏女，不欲配，逃于此，“食薇饮露。”父母逼之，女投崖，“未坠而飞”。梵仙山，昔有五百仙人于此“饵菊成道”。其中食菊饮露，得道飞升，正是道教典型的修炼方式和成仙模式。昔人觉玄有诗描述此“山头紫气日长浮，上有仙人汗漫游。饵菊换教风骨异，白云影里去悠悠。”此外还有九女泉，相传有九仙女于此浣衣。紫霞谷，明让咏此曰：“云栖道者谈经后，散落天花遍九垓。”仙人庵，觉玄咏此曰：“何年仙子此修行，服日餐霞道气清。袖拂天风骑鹤去，至今传说有庵名”。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在五台山早期历史中，道教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至于道教有哪些教派及着名道士在五台山地区活动过，目前由于史料阙如，已不可考。但从一些地名及寺碑资料还可推知一些。五台山现有一处地名叫楼观谷。楼观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地名，故址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曹魏时即有道士活动于此，北魏时，形成很有影响的派别。北朝道士多止于楼观，为道法重镇。元代并入全真道。楼观谷，《清凉山志》未释其名，可见并非来自佛教，很可能是来源于道教楼观派。
　　在五台山高僧中倡导佛道融合。三教会宗的首先应推昙鸾。北魏高僧昙鸾，早年出家于五台山佛兴寺，后因欲注解《大集经》未成染疾，遂发愿求取长生不死之法，便往茅山从南朝道士陶弘景学习神仙方术，并得《仙经》10卷而归。昙鸾着述甚丰，除《往生论注解》、《安乐净土义》、《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之外，还有《调气方》、《服气要诀》、《疗百病杂丸方》、《论气治疗方》等，后列之书明显属于道教气功方术一类，具有浓郁的道家气息。对于佛道交融，也许昙鸾本人并无意于此，但历史却使他既是净土宗祖师，又对道教颇有研究。与昙鸾不同，曾居台山8年的明代高僧德清，则明确主张三教融合。创建不仅精研三藏，力倡禅净合一，而且还深谙儒道经典，其代表着作有：《华严经纲要》、《金刚经决疑》、《观楞伽经记》、《道德经解》(一名《老子解》)《观老庄影响说》、《庄子内篇注》、《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他说：“尝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39)。这一思想对五台山佛教影响甚大。
　　五台山道教建筑目前有玄真寺。寺内清代道光二十三年碑载：“玄真神洞岁积久，汉唐开基古传流。惟恐年远有坍塌，元明及清几重修。”据传，玄真寺原为道家之地，后方为佛家所占。大殿东面有石洞两个，名玄真洞和大仙洞。此外还有明阳观、广阳观。元好问游历五台山时，曾作《明阳观记》一篇。
　　明崇祯年间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八卦教传入五台山，清代继传于金阁寺普济和尚，改名为九宫道，以后南山寺和尚李林洞任九宫道总领，以南山寺为基地，在东北、山西、河北一带传教。这样，在五台山后期佛教史上，呈现出的是，在佛教内部，诸宗融合，禅净合一；外部则是佛教与儒、道、民间宗教的合流，道家供奉的神仙、民间信仰的神灵，统统被纳入佛教寺庙信仰系统。道教把神仙住处称为36洞天，72福地，南山寺巨大影壁上，至今保存有“洞天福地”的石刻。在佛寺里，不断出现道教殿堂。如清代重建的金阁寺殿堂中，专门建有玉皇殿、三皇殿、圣母殿、阎罗殿等。民国年间，普化寺兴建了玉皇阁，故普化寺又称为玉皇庙、帝释宫。北院中专门兴建了吕祖庙，供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尊胜寺也修建了三皇三圣殿。南山寺善德堂供奉三皇五帝、八洞神仙。在万佛阁中，专门建筑了龙王庙，把龙王当作佛教护法神供奉起来。供奉护法神的关帝庙则随处可见。如灵境寺关帝庙的一付对联“义存汉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书”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顶龙棚北半间的墙上，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时，尚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张果老骑驴过桥图”。佑国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龙播雨、天女散花、苏武牧羊、负荆读书、吹箫引凤、三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画面。五台山寺庙壁画反映这方面的内容更为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画中有佛、菩萨、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龙王、山神土地，阎罗判官、帝王后妃、农工士兵等，整个画面阵容整齐，是天宫地狱、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会，是五台山三教合一的历史见证。
　　五、五台山与古印度朝鲜日本佛教
　　唐代诗人刘禹锡《唐故衡岳律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中谓“北方之人锐以武，振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道者宗清凉山。”《大唐润川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亦谓：“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如吾党之于丘门也。”这些记载反映了五台山的深广影响，其声誉之所被，远及海内海外。五台山与外国佛教发生直接交流关系始自于唐初，主要国家有古印度(包括师子国)、朝鲜和日本。
　　首先到五台山巡礼圣迹的是新罗僧人。唐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僧慈藏率弟子僧实等10余人入华求法，首先参拜了五台山圣迹，于文殊大圣像前祷祈冥感，梦像摩顶授梵偈，并得异僧所给之袈裟、舍利等。继此之后，至五台山巡礼的朝鲜僧人有：朗智(与元晓同时)“尝乘云往中国之清凉山，随众听讲，俄倾而还”(《三国遗事》)；崇济，于唐贞观间(627—649)入唐受业于善导三藏，然后入五台山，感文殊菩萨现身授五戒(《三国遗事》)；慧超，于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带着参译的经本赴五台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开始动笔记述译经中的秘闻佚事，同时写了《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竟让，于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谒道缘和尚，问石霜宗旨，历游江南河北，然后巡礼五台。此外，登州赤山新罗法华院僧圣林亦曾至五台山巡礼；高丽僧慧月于元代间本拟巡礼五台，途经大都云居山，辄止，并化缘修补石经。智泉、慧勤等也都游参过五台山。
　　印度和师子国僧人前来五台山巡礼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师子国僧释迦密多罗至五台山，由高宗敕使翻译陪同；仪凤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两次朝台，事已见前；开元年间(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台，瞻礼圣迹；贞元十年(794)，为佛典翻译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礼五台；贞元十二年(796)，西域乌荼国王与僧人纯陀等朝礼五台，其中，纯陀受不空三藏的委托，监造金阁寺；宋代，佛经翻译家天息灾、法天、施护朝礼五台；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罗悉利带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礼台，北印度高僧苏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台，住此达17年之久，后寂于灵鹫寺，谱写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页。明代，先后有印僧释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尔僧室利沙朝礼五台，其中前者住于显通寺。清咸丰年间(1851—1861)，五台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礼圣取经，学习佛法大意，后返五台，于五顶各造石室，潜心静修，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与五台山关系密切的还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灵仙三藏。他是参加唐代译经事业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台山，七年后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五十天，曾向志远法师求法，并带回经籍三十四部。返日后，着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同被称为东方三大游记。惠萼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三次来到五台山求法巡礼。会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礼台，将日本桔皇后亲手制作的宝幡、镜奁和锈文袈裟等送来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咸通三年(862)，他第三次来礼台，并请得一尊木雕观音像，返国途中，至普陀山，船为风浪所阻，遂将观音像安置普陀山供养，时人称为“不肯去观音。”普陀山由此发展成为佛教名山。宋代入台的日本僧人有大周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大周然归国后曾奏请天皇把爱岩山改名为五台山大清凉寺，后来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台山清凉寺建成了一座清凉寺。成寻着有《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宋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五台山，作为东方佛教圣地，是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它自尊自得，热情好客，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来，五台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的佛教代表团、进香团、朝圣团、拜山团等佛教团体一千五百余人。五台山佛教的对外友好往来，促进了国际文化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五台山佛教圣地必将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中外文化交流史谱写更为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