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的隐士
史飞翔
西安城南的终南山是一个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历史名山。它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终南山,以其居天之中、都之南,故又称“中南山”。《诗经》、《山海经》称其为“南山”。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祀太乙神于此,建太乙宫,故又名“太乙山”(也做“太一山”)。据考证,“终南”之名始见于《尚书·禹宫》。宋人所撰《长安县志》载:“终南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至蓝田,相去八百里,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终南。”今天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终南山,是指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具体讲就是秦岭山脉的中段。它东始蓝田,西经长安、户县、周至,东西走向约 10公里长,海拔2000多米,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包括太兴山、嘉午台、翠华山、南五台、小五台、青华山、圭峰山、紫阁山、万花山等数十座名山秀峰。终南山,地形险阻、道路崎岖,大谷有五,小谷过百,绵延数百里,群峰峻岭,层层叠叠,峰峦叠嶂,沟壑幽深,古刹佛寺,依山挟势,腾云驾雾,携水伴湖,竹掩松映。
终南山之所以为世人所瞩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隐士文化”。终南山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他用一个无钩之钓,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后以八十高龄出山,结束隐逸生涯,辅佐武王伐纣,建功立业,成为一代名相。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终成大业。“汉初三杰”的张良被人称为是“汉初第一谋臣”、“谋臣中第一高人”,可谓是千古“帝王师”,然而他深知刘邦是一个只可共患难,不能同享福的人。因此他不待刘邦动手就主动请辞:“我家世代是韩国的丞相,韩国灭亡之后,我不惜万贯家财,为向秦国报仇,天下都为之震动。如今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却成了您的老师,封地万户,位至列侯,对于一个平民,这已经是尽头了。我张良能有今天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从今我将抛弃人间俗事,要学那神仙去了。”就这样功成身退的张良“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得以善终。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隋唐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江本实等都曾隐居终南山。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有一个有名的道士叫司马承祯。多次被朝廷召用,但他无意于做官,总是请求回归他喜欢的浙江天台山。当时有个叫卢藏用的朝官对他说:你想隐居,终南山不就是一个好地方吗,干吗跑那么远?司马承祯答道:依我看,终南山不过是一条当官的捷径罢了。这就是成语“终南捷径”的来历。说到隐士,不能不提陶渊明。千百年来陶渊明一直被人们称为是“真正的隐士”。他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超凡脱俗、高蹈独善以及志在求其心性之真。然而,陶渊明是不是真的就是隐士呢?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那些隐者,大多是“身隐心不隐”,也就是假隐,一旦遇有建功立业获取名利的机会,便欣然出山,屁颠屁颠地为主子效力去了。
与古代那些以入仕为目的假隐者不同,当今终南山中的隐士,是真正的隐士,他们隐居不是为了求官、不是为了发财。他们隐居是为了修身弘法,为了摆脱了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了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为了了悟了生命和自然的真谛,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终南山历史上高僧辈出,缁素云集,出现过智正、静渊、普安、静蔼、灵裕、虚云等多位高僧大德。尽管许多的高僧、高道、名士都曾在终南结茅蓬隐居苦行,然而终南山却始终不被现代人所重视。直到美国著名汉学家比尔·波特的一部《空谷幽兰》横空出世,国人才知原来我们的终南山还有着如此的魅力与价值,简直可与希腊的奥林匹斯山相媲美。如今,终南山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在这个红尘喧嚣、物欲横流的时下,仍然有相当多的修行人毅然舍弃世间的一切繁华,来到这个静谧的山林精进苦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