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弘法里的增长道心　

　　民国三十八年，随着不可思议的因缘，我来到了台湾，开始我弘法的工作。

　　我最大的志愿是以文字来弘法，因为文字超越时间、空间，透过文字的媒介，不止这个时代、这个区域的人可以接触到伟大的思想，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我们今日不是靠着文字的桥梁，而得以承受古人的文化遗产吗？由于历代高僧大德们的苦心结集、传译，今日我们才能够饱尝法海的美味。

　　丛林的十多年参学生活，除了师长同学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陌生人，也不曾和不相识的人谈过话，即使母亲，除了两次短暂的会面之外，也没有回过家请安。长期的寺院生活，使我乍然接触社会，不知如何措手足？见到陌生人，不知如何启口谈话？心想：像我这样不善言辞的人，干脆深研佛法，着书立说，以文字来弘扬佛法，不是很好吗？但是佛教里没有环境让你写作，过去的大陆丛林还好，特别是本省的寺庙，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青年们出家来学佛了，偶尔看看经书、写写文章都不允许，从早到晚工作不歇，譬如我在写文章，当家的师父看到了，就詈骂说：“那个法师真懒惰、不做事，整天涂涂写写，涂鸭些什么？”

　　为了留给别人好的印象，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懒惰，于是也放下写作我的志趣，从工作中去服务大众。我初到台湾不久，挂单于中坜的一个寺院里，由于年轻的人手不够，我每天要供给八十个人的用水，水从深邃不见底的井中打上来，要打满六百桶，才够全寺的人食用。除了打水之外，还要上街买菜。我每天总是踏着稀疏的月影，拖着喀喀作响的手拉车，到十五里黄土路外的街上，把一天的油盐米柴拖运回来。到了市场，星月还灰蒙着脸，菜贩子尚拥枕高眠呢！一到市集，我挨家挨户的请菜贩起床：“起来，起来，买菜罗！”买好了菜，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因为尚有许多清扫的工作等待着。安顿好了之后，赶快去清扫厕所，别人扫厕所，用水冲洗一下；我打扫厕所，喜欢用手去刷洗趴除，非把秽物清除干净，绝不罢休！这项工作给予我很大的受用，我觉得污秽的本来不是污秽，清净的本来也不是清净。如果我们有一颗清净的心，这世间上的一切，污垢也好，清净也好，其本体自性都是无染的。

　　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寺中有人过世了，我帮忙包裹，抬出去埋葬。我从卑贱的工作中，培养服务牺牲的精神，孕育慈悲奉献的心胸。虽然在一寺之中，也能服务大众，但是对象有限，不能把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普施于一切众生，因此后来离开了中坜。既然写作弘法的工作不能顺利推展，那么改从根本来挽救佛教的颓弊，于是我想到了兴学办教育。

　　台湾省佛教会在民国四十年，创办台湾佛教讲习会，我当时受聘为教务主任，有心培植佛教英才，以整顿垂老不振的佛教。可惜由于种种因缘，好事多磨，只教了两年就离去。从民国四十二年到五十二年的十年之中，我远离杏坛，不曾教过书。学校教育的工作既然因缘不成熟，于是被逼着去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从此我走上了讲经弘法的道路。而一直到民国五十四年，才于高雄寿山寺，创立“东方佛教学院”的前身“寿山佛学院”，于六十二年增办佛教大学──“佛光山丛林大学院”，六十六年并更名为“中国佛教研究院”。一般的教育，则创办了“智光商职”、“普门中学”。教育是传递民族文化香火的根本大计，我一生对教育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

　　民国四十二年起，我到宜兰去弘法，然后展开一系列的环岛布教大会，并且宣传大藏经。在一连串的弘法布教活动里，有一次在台北县顶双溪的小镇上所举办的布教大会，深深地感动了我，增长我对佛法的无比信心。

　　当地的老百姓热忱地邀请我们去布教，由于不懂得布教前的准备工作，事先既没有宣传，又欠缺周详的计划，一切乱糟糟的。我们一行人到了之后，自己张贴海报，打锣宣传，把布教地点从小庙改到一间小戏院，跟随我来的二、三十位青年布教员，手脚灵巧、分工合作，一下子就把会场布置得很庄严。由于他们都是初学者，为了让他们及早成就，我带着他们各处去布教，布教的内容，讲什么？唱什么？做什么？都是我事先写好讲稿，让他们届时重念一次。为了扩大影响，收到效果起见，每次布教完了，就用幻灯片打映出一尊佛像，然后由一位布教员对着佛像，念着我事先写好的祈求说：“伟大的佛陀！我们是宜兰念佛会弘法队的队员，今天我们把佛陀您的慈悲、智能、功德，带给给顶双溪的大家，请求佛陀您加被这里的人们，让他们在您的佛光庇荫下，能够获得幸福、安乐的人生！”

　　像这样的讲辞，我已经耳熟能详，在各处布教弘法时，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但是当年轻的弘法队员，那字正腔圆、充满虔诚的音声，透过麦克风散播出来时，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坎，情不自禁潸然涕泣，心中默默许下一个愿望：“从此誓愿献出我的生命，努力于弘法利生的工作。只要众生需要佛法，不管穷乡僻壤、蛮荒壄地，我都愿意去布教！”因此台湾的南北监狱、各地机关，我都曾经去讲经说法。甚至军队里我也常常去演讲，譬如最近陆军作战司令部、政战学校、中正预校，都曾经邀请我去讲说佛法，听众动辄数千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表示佛教也能对军队提供一点心理建设。

　　除了公家机关、民间乡野的布教之外，各大专院校只要我去演讲，我总是一口答应，因此中兴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东海大学等学校，我都去演讲。我觉得知识青年除了吸收现代的新知识外，智能的启发，也是很重要的。数十年来，无论那一位，只要他欢喜我讲说佛法，不管牺牲睡觉、吃饭的时间，我必定如他的愿望。因此佛光山有一些法师、学生，看到我孜孜不倦地说法，有时就笑着说：“师父！你怎么有那么多话可讲呢？”我许过愿，要把我所体悟的佛法，布施给大众，一切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欢喜去做的，因此再痛苦的事，也快乐无比。如果我们能将信心与忍耐，建立在心甘情愿的奉献上，自然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有时候，信徒们到佛光山上来，请我说法，我常常在经过由东方佛教学院通往朝山会馆的宝桥的途中，就把讲演的内容组织起来，这一切是随喜布施所给予我的力量！

　　在弘法布教的工作中，我仍然未曾稍减写作度众的愿望。有一年环岛布教，途中突然觉得双腿不能弯曲。我们从宜兰出发，经过花莲、台东，到了屏东的东山寺，受到大众热烈欢迎，入佛殿拜佛，一拜下去，却起不来。心中一惊，怎么得了！后来经医生诊断，说是得了风湿症，必须锯断双腿，才不会蔓延恶化。心想，双腿若是锯断了，不是变成“瘸和尚说法，能说不能行”了吗？继而一想：腿子不锯断，要南北奔波，到处弘法。腿子锯断了，不也可以顺自己的心愿关起门来着书立说，照样传播佛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