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听到这话，觉得不错。但进一步想，就觉得不然，有家眷的不过麻烦一点 而已，在精神上与独身者一样，并无幸不幸之分。

　　 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 人家扶老携幼，生离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之杳杳，这就算幸运。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并不感觉幸运，也一样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 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 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 己，靡所不己。”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这决不是空言夸口。 无论何人，倘亲眼看到前线浴血，难民惨死，其同情心一定会扩大起来。

　　 所以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数十人，也不 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1938年

　

　　 富士山太小

　　 一个老百姓所拟媾和条件之一曰：“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铸成总理遗像， 立在富士山顶。”有人说他浮夸，我以为意有可取。

　　 孙中山先生思想极为伟大，试看他的论著，凡百建设，除保护国家，复兴民族之 外，必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最后目标。可见他对于人类的爱，没有乡土，国际的界限。 凡是圆颅方趾的人，都是他所爱护的。此心与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谓伟大之极。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我国 本孙中山先生的教训而抗战，战必胜矣。

　　 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倘要造形化，铸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还不 够用。即使够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载不起。况且，我们主张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别人的土地。故总理遗像，还是叫他们造在昆仑山上好。

　　 1938年

　

　　 卑怯和自私

　　 嘴里喊着“我们爱好和平”，而手里却拿着武器，决不肯放下。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因何而起？答曰：起于卑怯和自私。

　　 心里想要霸占横行，而没有胆量直说出来，嘴上假意说“我们爱好和平”。这是 卑怯的态度。这些人的人格，不及绿林好汉远甚。有几个强盗，虽然作恶，而自认不 讳，还有一 点可佩服。心里想作恶，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说，才是卑怯龌龊。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只以一身或一国为重，而不顾全人类。所以手里拿着武器， 时时自卫。他们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别人杀死。他们更进一步想：倘使 别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杀死他。这样一味自私自利，哪里谈得上和平。

　　 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1938年

　

　　 志士与汉奸

　　 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

　　 古圣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 肉”，而愿得为“永生”。

　　 但汉奸的所见异于是。他们宁愿做“行尸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可说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为志 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可为汉奸。

　　 1938年

　

　　 焦土抗战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盖造一所房子，名叫缘缘堂。房屋并不富丽，更 非摩登；不过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从此得到了一处归宿之所，自是欢喜。堂成 之后，我从杜甫诗里窃取两句，自写对联，裱好挂在堂前。联曰：“暂止飞乌才数子， 频来语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 人，携行物两担，离开 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 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

　　 我们不久又离桐庐，远行至江西萍乡，这时候方始得到缘缘堂被焚的消息。全家 不胜惋惜。不久我们又离萍乡赴长沙。上海友人来信，赋诗吊缘缘堂，词意悲切。此 时我已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诗。 诗曰：“寇至余当去，非从屈贾趋。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 版图。缘缘堂亦毁，惭赧庶几无。”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