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陆游“乞人残余”说相仿佛，禅宗把从前人经典中讨生活叫做“食人涎唾”。他们为了倡扬独立自主的精神，甚至不惜焚烧经典。诗话家当然不会这样主观与绝对。即使是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严羽，也还是主张要多读书、多穷理。他们在提倡“自得”精神时还是主张向前人学习，只是不要失去自我，要化古为我，古为我役。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十中说：“人闲居时，不可一日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而精神始出。”在同书卷二中他还阐述这种向外学习应采取的正确方法态度是：“然则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在这里，“得鱼忘筌”的说法与禅宗“得月忘指”“舍筏登岸”的意思也是相同的。要之，都是把“筌”“指”“筏”当作媒介、工具，一旦达到目的后就应大胆舍弃，如果拘泥执守经典，那就是“刻舟求剑”了。袁枚正是以“自得”为中心来论证善学与不善学的。因此他说：“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笔时亦不甚愉快。”（《与稚存论诗书》）这种不愉快，又正好映证了陆游“乞人残余”时“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浮名有惭色”的感觉。在倡扬“自得”理论的诗话作家中，金代的王若虚无疑是最积极的一个，他说：“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是何人？”（《论诗诗》）这首诗是针对江西诗派的弊病而言的，但其中不也透露了“自得为贵”的精神所受到的正是禅宗思想的启发吗？

二

　　 如前所述，禅宗对于自性的尊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性即是佛性，而佛性之所以与受尘劳蒙蔽的妄心不同，乃是因为前者是本原天真清净无染的。受佛性论启发，中国古代文学家开始重视创作主体的心性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些主张表现真实性情、本来面目的文学理论，其中能够自成体系并最有影响的当数“童心说”与“性灵论”。

　　 “童心说”是晚明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提出来的，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有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知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可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闻见道理，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著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言虽工，于我何与？……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童心说》）

　　 “童心说”脱胎于佛性论的痕迹是很明显的。首先李贽讲“童心”即是人生最初的“一念本心”，这种“本心”，不曾受到外界的污染，正如禅宗所说，是“人性本净”的。其次，李贽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外界的见闻知觉不断加深加广，所懂得的道理越来越多，于是为了好美名、避丑名而尽量掩盖装饰自己，童心为虚伪所蔽，也就渐渐消失殆尽。这与禅宗的“世人性净，犹如青天……于外著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坛经》第二十）的理论又是十分相合的。再次，李贽认为人们这种有意识的遮掩控制使童心受到障碍，思想遭到约束，就势必影响言语、文辞的真实流畅表达，以致处处矫揉造作，或专述从读书中得来的道理而不敢表露“我”之真情，而“天下之至文”又“未有不出于童心”的。李贽这种要求去伪、去缚的主张体现的也正是禅宗思想。总之，无论是对修行人而言，还是对创作者而言，在对生命本原性的认识上，中国佛学与文学都相信人性本净本真。只因为外物的牵累迷幻便失去自我纯真的本性，一切矫情饰性的伪装与扭曲都从此而来，人却不自知，他们在这种世俗尘劳妄念的蒙蔽中早已迷失了真正的自我。为了返回原本清净的佛性，佛学主张“明心见性”，亦即去除种种贪执伪饰，显现出自家的“本来面目”。而真正的文学创作也应当摆脱一切羁绊束缚，去除种种虚假伪装，从而表现出最真实纯洁的“赤子之心”，在自己所创造的作品中观照自我清净无染的本原天性。

　　 与“童心说”相呼应，李贽的好友，“公安三袁”中的中郎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性灵说”首见宏道评论其弟中道的《叙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与李贽不同，袁中郎对“性灵说”涵义并未作出明确界定，但我们从他一些谈论诗文的评述中略加寻绎，即可了解“性灵说”的大致范畴，也可看出佛性论的明显影响。

　　 首先，作诗须有“趣”，而“趣”得之自然，其“正等正觉得上乘”者在不失“赤子之心”。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道：“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心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乎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这里的“趣”，正是指人在婴儿童子时那种“绝假纯真”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它是清净无瑕的，无缚无碍，无掩饰，无矫伪，一任自然流露。及其年长，渐为闻见知识束缚，受到义理的干扰破坏，于是“去趣愈远”，迷失本心、本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处处得不到自由，难以解脱。说宏道的“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为“不失赤子”正是李贽“童心说”的翻版当是不为过的。要之，它们与禅宗“人性本净”论正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好诗必须“情真语直”，出自内心，有真实感受。在《叙小修诗》中，袁宏道谈到：“古之为风者，多出于劳人思妇。夫非劳人思妇为藻于学士大夫，郁不至而文胜焉，故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也……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如前所述，童心无伪，劳人思妇因较少受到义理学问的干扰束缚，不必担心名誉地位的得失，心性要纯真清净得多。当其感触外物，情动于中，发为歌诗时，便无需矫情造作，也不假文辞修饰，只是一任内心情感自然畅快地流泻，故“情真语直”，自能超越学士大夫，成为流传千古的“至文”。这种对于学士大夫矫饰为文不满，倡扬作诗必须真实自然，不掩本心的观点，也是与“童心说”有密切内在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