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由于心境之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如前所述，对大自然最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即近乎宗教体验，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像王维这样具有觉心、灵性、慧眼的诗人才能更好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深层之处，深入造化的核心，表现出自然物象最具魅力的神理。换言之，只有具备虚静淡泊之心性的诗人，才能对自然物象遗貌取神，创构出空灵清妙的意境。因为这种深层次的体验往往能使作者既不拘滞于对“我”的主观意念的表现，也不拘滞于对“物”之形貌的逼真刻划了。试比较王维与裴迪在《辋川集》中的同题唱和诗即可知道。如《文杏馆》，裴迪的诗是：“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后顾。”王维的诗则是：“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又如《木兰柴》，裴迪的诗是：“苍苍落日里，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王维的诗是：“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再如《辛夷坞》，裴迪的诗是：“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王维的诗则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裴迪的诗总是写自己在跻攀、缘路、留玩，看不到对自然物象深层的审美体验，而王维的诗虽然没有诗人自我形象、行为、主观意图甚至情感的表现，只有大自然物象本身声、光、色、态的纯然呈现，而物象之神理却因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深入细致而得以有极为清楚动人的表现。这一切当然也是因为其心境极为澄明空寂，所以才能使物色自映照于心而不必再着意去寻幽访胜了。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盖渊明也好，王维也好，他们都是自性圆满具足，无待无求，亦不着意之人，他们的精神已近乎庄子所说的“圣人”境界，因此心明如镜，览照万物，万物自现于心而无待其去望了。
　　综上所述，在王维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中，都包含有理性的愉悦与感性的满足的成分，诗人正是通过这二者的结合，获得解脱与自由，从而使生命得以超越的。因此，在王维那里，无论宗教体验还是审美体验，都包涵有生命体验之内涵。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梭罗为了体验自己真实无误的生命，曾告别城市，来到森林湖畔，寻求与大自然最亲密的结合。他认为人应该回归大自然，才是最高的善与美。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源泉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命，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也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即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有变，这就是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法则。因此，人要体验自己的生命本真，必须与大自然有最深层的和谐契合。王维之所以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融合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因此，他诗中的山水景物表现，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无论从哲学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极灿烂极澄明的层次。
　　　　
【参考文献】
　　　　[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鸠摩罗什．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译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译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6]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睿
　　　　　　 ＠②原字为般下加木
　　　　　　 ＠③原字为土加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