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参禅的方法，唐宋时主要表现为“参公案”、“斗机锋”。所谓“参公案”，是后期禅宗教学、传道的一种方法，如有人问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禅师不作正面回答，而说：“庭前柏树子。”或日：“干屎橛。”或曰：“藏头白，海头黑。”又如问禅师如何学道才能成佛得解脱？禅师则回答说要上厕所小便。禅师这样回答从表面看，似是答非所问，信口胡说，但禅师本人则认为他已把意思表达出来了，不过意思不在所说的话语之中，而在话语之外、之后，要真正理解其言外之意，不能执著他说的话本身，而要借此去参、去悟。例如禅师用“庭前柏树子”或“干屎橛”去回答“如何是佛法大意”时，参禅的人应通过禅师的各种回答，去领悟到这样一个思想，即这是佛，那是佛，到处是佛，个个是佛，亦即佛法无处不在，“万类之中，个个是佛”，“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后来的“棒喝”也与此相类似。当有人向禅师求教提问时，禅师不做任何回答，只是莫明其妙大喝一声，或者劈头盖脑棍棒交加。禅师的用意不在喝声和棍棒本身，而在喝声和棍棒之外。借此喝声、棍棒提醒问者，这样提问本身就是违背禅法大意的，因为禅是“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的，“说似一物即不中”，“直是开口不得”，禅师本身当然也不能作任何回答，因此只好借助喝声、棍棒，而行不言之教，让问者自己去悟。所谓“斗机锋”亦然，禅师们所注重的不是诗、谒语句本身，而是语外之意，所强调的不是经说言教，而是根机悟性。

　　重言外之意，重根机悟性，这是后期禅宗的两大特点。各种《传灯录》的机锋、棒喝、话头、公案可谓数以千计，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均不外乎此。而也正是这两种思想方法，对唐宋的诗歌影响最大。

　　人们知道，举凡作诗，皆在言志、言情，重言外之意。如若一首诗平铺直叙，表露无余，必将失去诗的特有风格，读起来势必味同嚼蜡。诗的这一特点正好与禅机之重言外之意遥相契合，因此，诗与禅多可相交涉、互沟通。汤显祖曰：“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正是这个意思。唐宋诗客大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是这个意思。宋人梅尧臣主张诗要“含不尽之意见之于言外”，仍然是这个意思。

　　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重悟。著名诗论家严羽在品评诗作时，有时甚至把“悟”作为诗的第一要素。他曾以孟浩然与韩退之的诗为例，指出：就学力而言，孟浩然比韩愈差得很远，但就诗作说，盂浩然诗却远在韩愈诗之上。原因何在呢？——“一味妙悟而已”。他不完全否认学力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悟”，“悟”是第一位的，学力是第二位的。

　　妙悟对于诗所以重要，是因为诗往往是多义的，常常通过有限的字句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这唯有妙悟可以胜任。妙悟之诗的好处在于“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对于诗歌，“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清王士禛曾这样评价唐代的某些诗作，曰：“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

　　唐宋之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注重“境界”。所谓“境界”，有“物境”、“情景”、“意境”之分，“取境”、“造境”、“缘境”诸说。“取境”与“物境”较接近，亦即对于同样的山水景物，由于各人的感受、修养不同，所取之境便有明暗高下之分。皎然说：“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可见“取境”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所谓“造境”、“情境”、“意境”均属所造之境，由于各人之心绪感受、根机悟性不同，所造之境往往有天壤之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首诗的“意境”或“境界”；“缘境”则是由诗的意境所引发出来的情思、感受。这三者在诗中常常是统一的，取境高则诗的境界亦高，境界高则所引发之情真。但是“取境”也罢，“造境”也罢，“缘境”也罢，都不是一种有形有象、可言可说的东西，因此，诗的“境界”，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因此，不论作诗、论诗，都得诉诸神领意会，这正如权德舆所言：“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而要会意，非神悟难以极其致，这就十分自然地把诗人推向注重悟解的参禅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禅联姻实非诗人的主观爱好，而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信息来源：摘自《佛道诗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