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红楼梦》原著的这种故事情节构成，能引发一些很深刻的思考。在过去的语境下，我还只能说：“曹雪芹给无情之天补情的大宏之愿，贾宝玉的‘情不情’和‘意淫’已经接近了希伯莱--基督教的所谓‘圣爱’。我们只是说‘接近’，因为曹雪芹所脱胎而出的文化传统是没有上帝的‘儒道互补’和‘天人合一’。但曹雪芹以他超前的天才，已经对这种传统投去了怀疑的目光，表现了绝望的情绪，尽管他对这种传统的神韵意境之美是深得其中三昧的。”【《〈石头记〉探佚》，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511页。】我也不无困惑地发问：“曹雪芹和《红楼梦》对我们最有魅力的启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下能够既保持它独特的美和魅力，又能够扬弃它的糟粕朽腐？这种两全其美是否仅仅是一个美丽的幻梦？异质文化精神的弘扬是否一定要以抛弃传统的美为代价？个性自由与天人合一，拯救与逍遥命定了只能是非此即彼的势不两立吗？曹雪芹对爱心与自由的呼唤真的只意味着大观园的倾圯吗？《红楼梦》真的只是一道令人心碎的霞彩吗？”【同上书。】

　　 由此接上张祥龙先生的识度和视域，我对《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融纳西方文化而又不丧失自己独特美质的“契机”，重新考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异质”文化精神。也就是说，这种“异质”文化精神其实仍然有它传统文化的深隐的根据，如张先生所论，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中国儒道禅的“天道”思想的关系中，这种根据能够得到特别的彰显。而禅，作为中华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第一次成功融汇与新生，更富有特殊的前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