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深奥的哲学。它精深博大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前，我们总是轻视它，远离它，总把它当作一种无用虚无的东西来看待。看到那些出家当和尚的人，我总会想：“他（或她）一定是生活上受了什么挫折，才到寺院寻求精神慰藉的吧！”然而听完大师的讲座，如明镜照心，顿觉豁然开朗。原来佛教是离我们的生活这样近，只要我们愿意，向前再迈一步，每个人都可进入佛门。佛的大门为我们每个人畅开着。只要进入到那殿堂里，都感受到佛光的照耀。

佛学并不神秘，它里面所蕴含着的是我们怎样去看待生活，怎样去对待人生。怎样用一颗平常心去看世界的万事万物，这是智慧，这是“觉悟”。我忽而明白了古代的文人为什么或多或少都受到佛教的影响，有些甚至把这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不但使他们的人生境界得到了提升，而且也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咀嚼不尽的韵味。我也明白了中国古代文论家，为什么要用“妙悟”、“兴味”等这些述语来评品诗歌作品。禅的诗，具有禅学意味的诗，只能用禅的办法来解读，舍此，别无它法。我们常常谈论有关中国诗歌理论与外国诗学述语的转换问题。但我们却常常忘记了这是两套不同的诗学话语。一者张扬感性，提倡“妙语”，一者张扬理，提倡分析判断。思路不同，转换也就成了问题。

陶渊明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创作了许多被后人称许的静穆悠远的田园诗作，而是他置身于那样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之中，却能归隐田园，有那样一份闲适恬淡的心情。我不知道陶渊明是否受了佛教的人生观的影响，但他的这种精神，却已进入了禅的境界。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开启了他的心智，赋予了他灵性。升华了他的诗格。

佛教的这种哲学，这种人生观，贯注在整个中国文人的精神血脉里，滋养着他们的心灵，丰富着他们的精神，开拓着他们的审美空间。如果说玄言诗更多的受老庄哲学的影响的话。那么山水田园诗则更多的打上佛教的印记。世事的多变，政局的动荡，荣辱浮沉，当诗人们面对这一切时，他们选择了一种远祸全身的方法——佛。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佛。是佛引领他们去与大自然对话，是佛让他们用心去体悟山水之妙。“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读着这样的诗句，感受着作者笔下的山山水水，花草鸟木，我们的心似乎被佛的慈祥的光耀所照耀，沐浴在一种宁静安祥之中。灾样的诗如不用禅的方法去“悟”、去体味，是很难领略到其妙处的。

我想，如果没有禅，就没有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早年祖母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和一些高僧的来往，还有他自己在学习往生的过程中种种体悟，使他真正的认识了禅的精微妙义，这些都化为他诗歌的内在精神。可以说王维的诗境就是禅所追求的那种境界，他的诗是高度禅化了的诗。无思、无欲、无情，只是一片宁静空寂的景。没有政治上失意的愤愤不平，没有对功名事业的追求，作者之心情能达到这样入定的状态，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了吧！是佛把他从尘俗中解脱出来，使他悟到了人生的真谛，从而为他的晚年生活平添了几分亮色！

　　 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我们且不说他与佛寺僧人之间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单是他的《前后赤壁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旷达，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佛教的这种人生哲学对他的印象的深刻。

是的，这就是佛教，他带给我们诗人的，不仅仅是精神境界的升华，而且是诗歌境界的升华。精神境界的提升，提升了他们的诗歌境界。

有人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所表达的是“空”，那一幕幕人间的悲剧，已不能使作家难以归入山林去领悟禅的境地了。他只能用一颗佛心去看人生，他希望的是用自己的笔，把这一幕幕人间生活演绎出来，让人们去体悟佛教的“空”，从而使他们息了那追名逐利之心。可以说曹雪芹是最具佛性之人。使佛教的那种“色空”观，使曹雪芹找到了一种抗拒人间罪恶的良药。是唤醒人们良知的清醒剂。到了现代的曹，他的《日出》《雷雨》等剧作，也无一不笼罩着一种“空”的观念。是“空”给了他们看取人生社会的一种独特视角，是“空”使其作品显出了一种深刻性、丰富性，也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具有恒久的魅力。

　　 佛，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支柱，是渗入到他们灵魂深处的一种人生观。佛使人生更具光彩，也使其作品更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