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宗四祖澄观，越州山阴人，年十四受戒后遍游名山，旁求密藏，后住大华严寺，居五台山长达十五年，人称清凉澄观，著《华严经疏》等一百余卷。在《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诸菩萨住处品》中，他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论述：

    “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表我大圣五智已圆，五眼已净，总五部之真秘，洞五阴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顶分五方之髻，运五乘之要，清五浊之灾矣。”[5]

    如果说此前把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清凉山还有比附成分的话，澄观则是用五台之形来证明五台山具有文殊的形与德了。自此之后，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更加深入人心，达到了鼎盛阶段。

    3、五台山文殊信仰对敦煌的影响：敦煌壁画

    随着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的兴起，佛教也由初传时的外来宗教，经过与中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成为中国化的宗教。佛教东传本经西域而来，中国化的佛教在形成自己的特点后又生机勃勃地反馈到了西域佛教中去，这一影响深刻地体现在了中西佛教交汇的重地——敦煌。五台山地区的文殊信仰也影响到了敦煌地区，这在敦煌壁画和敦煌文书中都有突出反映。

    敦煌壁画中，文殊形象最初出现在隋代第420窟的维摩诘经变中，此时画面较小，内容简单。据初步统计，敦煌初唐至元代的壁画中，文殊变有一百三十二幅。从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完全作为陪衬，发展到从经变中独立出来与普贤左右对称出现。盛唐时期，由于《华严经》流行，华严经变大量出现，文殊普贤成为画面的主角，众多天人、菩萨、天龙八部和帝释天前后护卫，气势宏大。中晚唐时期，文殊信仰在全国兴起，文殊变日益扩大，人物众多，气势更加恢宏。文殊造像更加多样，甚至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文殊造像——千手千钵文殊。从壁画的发展可以看到文殊信仰在敦煌的逐渐兴盛。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文殊的信仰，于长庆四年(824)派使者到唐王朝求取五台山图，文殊信仰由此在敦煌大盛。敦煌壁画中，共保存了十二幅《五台山图》。这些《五台山图》，年代跨度自中晚唐直至五代宋初。主要描绘五台山的山峰、寺院、佛塔以及金龙化现、佛手、金桥等各种文殊菩萨的化现情景。其中规模最大，内容也最为丰富的是第61窟的《五台山图》。第61窟因主要供奉文殊菩萨而被称为文殊堂，为五代时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其夫人所开。五台山圣迹图绘于窟的正壁，全图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上部主要是各种灵异、化现情景；中部主要表现五台及各台之间的几十座寺院、佛塔；下部左为太原城，右为镇州城，画有二城到五台的山间道路和路上参礼五台山的人物等。画面保存有一百三十八条题记，为研究当时五台山的佛教胜迹、地理、历史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五台胜迹图中的“灵异”和“化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和重要位置。图中，文殊菩萨化现为各种各样的形象，来为众生指点迷津，教化众生实践菩萨道，获得解脱。菩萨化现故事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人们不远千里到五台山巡礼，就是想看到这些灵异，获得亲近菩萨的机会。第61窟将《五台山图》与文殊菩萨塑像结合在一起，为人们再现了一个佛教圣地，解决了当时因交通不便难以到五台山礼佛的问题，满足了敦煌及周边地区人们文殊信仰的需求。信众们瞻礼文殊堂时，既可礼拜文殊菩萨，又可瞻礼五台山图，口诵“南无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希望“才念文殊两三口，大圣慈悲，方便来相救”，充分表达他们对五台山文殊胜地的虔诚。

    此外，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较多关于五台山的文献，其中包括赞拜五台山的《五台山赞》二十八件、《五台山曲子》五件、《五台山行记》三件，另有《五台山志》、《礼五台山偈》、《游五台山赞文》、《入山赞》、《五台山诗》等文书十多件。人们用各种方式赞美五台山的清凉与奇幻，赞叹文殊菩萨的各种灵异化现，这些文书都表明了当时敦煌地区人们对文殊胜地五台山的崇拜与向往。

    敦煌壁画中的文殊变、五台山图与敦煌遗书一起，向我们展现了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极盛的情景。敦煌作为历史上中国与外国陆路上的交通要道，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以文殊信仰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由敦煌出发又开始了影响西域佛教的历程，作为文殊信仰缘起之地的敦煌，又一次在文殊信仰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由文殊信仰的互动看佛教中国化

    文殊信仰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进行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从最初被视为神仙方术、黄老浮屠之词，依附于他教；势力稍长之后，又与魏晋玄学等中国原有思想冲突与融合，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新学说。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化佛教的建立过程。中国化佛教又向外传播，影响了佛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由文殊信仰的互动，敦煌——五台，又从五台——敦煌，正是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特点。由此，我们更加信服吕　先生的论断：“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6]

参考文献：

[1](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A]. 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97.

[2](梁)慧　皎. 高僧传·竺昙摩罗刹传[A ]. 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326.

[3]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A].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C].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0.

[4]大方广佛华严经[A]. 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241.

[5](唐)澄观.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A]. 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C].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859.

[6]吕.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 北京：中华书局，1979：4.（文章来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