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编纂藏经典籍

　　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建设的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一张张揭开。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迹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中，唯独没有古书。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迹，也需要保护。经过批准立项，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这项文化工程。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继编工作。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项“造福后人”的事业。《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已进行了10多年。任继愈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他的右眼在“文革”中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不能过多看书写字，但任继愈顾不上这些，很多事都亲力亲为，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就想多做一些工作，让后人用起来方便。”

　　近几年，尽管任继愈已从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上午，他照样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余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感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有人问他：“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回答：“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尽量多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