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采访任继愈先生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因为这位90岁的老人经常会抛出一些让你感到很意外的观点。比如他坦言在二三十年内,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的文化大家,但是三十年后,中国真正的文化勃兴时代将会到来;再比如他说文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历了文革就像是孩子经历过天花一样,从此就有了免疫力;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支持中国的教育改革,但是开出的方子却是恢复科举。相信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您会和我一样充满了兴趣地去聆听
解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办公楼,每逢周一和周四,这位老人总会如期而至。近20年的时间里,他坐镇国家图书馆,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历时十六年完成了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同时在进行。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90岁的哲学大家任继愈先生。
访谈:
主持人:上次采访汤一介先生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今天,尤其是在哲学界,或者社会学界,已经没有了原来在三四十年代真正的大家。
任继愈:新中国这几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不发展的地位上。当年毛主席说:大学是要办,我说主要是理工科,那文科可以办可以不办。
主持人:毛主席当年就这么说的?
任继愈:是这么说的。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
主持人:主要出于建设的考虑。
任继愈:理工科越办越大,那没问题,应该是这样子。文科没有摆在重要地位上。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这么个提心吊胆的问题。
主持人:那文科反而很需要思维的活跃。
任继愈:活跃不起来。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解放以后我们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立国的根本,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只有毛泽东一个。
主持人:没有人敢超越他。
任继愈:不是没人敢超越,没人敢发挥。
主持人:没有人敢发挥,不发挥肯定超越不了。
任继愈:所以,历史研究我们成就很大,考古也很大,发现哪些东西,就是这个哲学很薄弱。
主持人:哲学是个思想界的东西。
任继愈:文学也不是太繁荣。文学没有出一个代表时代的作品。你比如抗日战争,哪一部书,是能代表抗日战争的。
主持人:就像当年的《战争与和平》。
任继愈:像写当时时代特色的,像矛盾《子夜》那样的书也没有。
解说: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的任继愈就是一个凡事要问“为什么”的孩子;一心想寻找真理,探究人生归宿的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被迫南迁,这让当时哲学系三年级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当时农民和农村的艰难,让他深受震撼;然而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访谈:
主持人:您的思想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变化是最大的?
任继愈:因为老百姓有的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很穷困。
主持人:但他在抗日这方面?
任继愈:可他一旦认识这个道理,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这个他受不了。那当时的壮丁都是抓去的,不是自愿去的,用绳子绑着去的。去了以后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呢,最勇敢的就是他,什么事儿都是奋不顾身的,出力、出钱、支持这个抗战,那是主力军,这个我是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看不见的一种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解说:
“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这次“旅行”之后,任继愈在他的《追求》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此,原本学西方哲学的他,开始把自己的学问和脚下的土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访谈:
任继愈:因为中国这个文化民族,它惟一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有这一家。
主持人:中国?
任继愈:只有中国。你看希腊,它是一段,接着罗马就来了,希腊就中断了,罗马也没搞到底,罗马一分裂以后……
主持人:别的文化代替了。
任继愈:又代替它了,没有持续下去历史。
主持人:就中国可能会有若干次的倒退,但它总会再赶上来,再接着走。
任继愈:算总账它是前进的。暂时的左右,总趋势是前进的。埃及,也很早,古代它历史比我们还早,咱们五千年,它六千年。那六千年也没有文字记载,记载很少。它也造纸,它的纸不能用,不能书写,很粗糙。也中断了,后来是变成殖民地也没有了。古代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残破不全,旧的也毁了,也中断了。惟有中国,它实属于亡过国,它是亡在自己兄弟之间的斗争。老大当家了,老二当家了,但是这个传统没有变,文字没有变,传统的意识没有变。不但是没变而且持续发展。你看甲骨文字,现在的马,那个鱼。
主持人:还是那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