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戴的赵朴初会长，舍报西归，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时时刻刻无不深切怀念他老人家为国家、为民族、为佛教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时刻铭记他对我们中国佛教协会新一代领导人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朴老是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为发展佛教事业，维护世界和平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关于佛教的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佛教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朴老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佛教信仰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诸行无常的宇宙观、诸法无我的人生观和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铸造了朴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拥党爱民的思想品格。可以无愧地说，朴老作为伟大的爱国者、佛教界的杰出领袖，是中国佛教文化孕育出来的当代中国佛教界最为杰出的代表。
　　从朴老一生活动来看，大致可分成三个历史阶段：解放前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解放后到“文革”前，积极开展佛教界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扬佛教“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开展中断了多年的与日本佛教和东南亚各国佛教的友好交流，为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工作，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了重大贡献；“文革”以后，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信仰自由政策，推动我国佛教事业的振兴与发展，积极参政议政，为促进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和谐、维护世界和平，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朴老始终贯彻一个主题：即维护、发展和振作佛教事业；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拥党爱民。在当前，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朴老的遗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发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朴老作为新中国的宗教领袖，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面对“文革”以后佛教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推动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
　　早在“文革”后期，朴老就曾致函周总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在周总理和中央党政领导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南京灵谷寺等若干寺院较早地得到修复和开放。在1980年全国第四届佛代会上，他提出协助党和政府恢复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的严重后果的任务，标志着中国佛教协会全面恢复工作；1981年初，朴老亲赴闽、浙、沪、宁等地考察，推动了福建泉州开元寺等一些寺院交归佛教界管理。不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朴老主持起草了《关于佛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草案）》，提出“经批准开放的寺观和现有僧道居住并过宗教生活的寺观，均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人员管理”的体制，为形成国务院有关文件作了有益的探索。为贯彻落实1982年中央19号文件精神，朴老提出佛教工作要抓好“开放佛教活动场所、印刷经书、培养佛教僧才”三大任务。
　　为了进一步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他主持拟定了开放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的建议名单，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批准开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为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为进一步解决文物、园林等部门占用佛教寺院问题，理顺寺院管理体制，朴老多次致函中央领导，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系统论证了寺院应由僧人管理的观点。他在《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一文中指出：“寺观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这就是寺观的基本属性。”并深刻指出：“寺观职能的多元化，都是从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派生出来的。离开了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寺观的其他职能就丧、失了立足点，就发挥不出它的特殊的社会效益。”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经朴老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致函力争，直接推动了一大批寺院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广教寺、扬州大明寺、西安阵慈恩寺、洛阳白马寺等等。特别是经过多次向中央领导阵反映，排除重重阻力，促进了四川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开封大相国寺、沈阳长安寺等“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朴老之所以这么做，绝非为了佛教界的一己之私，而是始终怀着爱国爱教、爱党爱民的深厚情怀，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的诗句，就是朴老内心的真实表白。
　　为了解决佛教经书缺乏的问题，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主持恢复了南京金陵刻经处，保障了各寺院佛教经书的需求。为了培养佛教事业急需人才，他主持恢复了中国佛学院、中国佛学院栖霞山、灵岩山分院、闽南佛学院等全国三十多所佛教院校，并于1981年在南京栖霞山开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寺院管理人才。1986年和1992年，朴老两次主持召开了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的方针，规划了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佛教事业主要任务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的历史任务，极大推动了佛教人才培养。当前，在全国各大寺院和各级佛教协会主持工作的许多法师，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在朴老关怀下在中国佛学院毕业的。1993年，当佛教事业由队复转向发展的情况下，他审时度势，在第六届全国佛代会上，提出了大力加强佛教“五个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并于1996年主持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关于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关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保证了佛教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开展佛教对外交往方面，从1952年朴老亲自打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到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大型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进入新时期，从1980年推动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到1993年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构想，朴老亲自构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组织架构，谱写了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