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东方人生态度
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雅利安人就从早期的乐天乐生转向对人生价值的反省，悲叹人生多苦，追求精神解脱众苦而获永恒安乐，是印度人生态度的主要特点。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氛围下，佛教才得以诞生，禅学才得以发展。可以说，佛教禅学浓厚的出世主义倾向，深受印度传统思想影响，与印度民族的人生态度基本一致。佛教及禅的传播发展，使印度传统的人生态度更增其超现实性，但佛教及其禅的人生态度，在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折磨，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观。大乘教义对人生更为重视，对人道伦理之力倡，有促使印度的人生态度既不致于走向否定人生价值、一味追求来世幸福之极端的作用，又可抑制作为印度传统出世主义、禁欲主义之补充的纵欲主义倾向。近世学者多将印度长期衰微的原因归之于基于瑜伽的出世思想，这显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因此而将印度衰落之因归诸佛教及其禅，则似乏史实根据。众所周知，印度的衰颓不振，是印度教中兴、佛教衰微、绝迹以后的事。而佛教在印度兴盛之时，伴随它的却正是印度历史上繁荣兴旺的黄金时代。正如许苏民先生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简论》中所说：“在公元七世纪，中国、西欧、印度同处于封建社会。……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正盛极一时，……印度人也在佛教的平等观念、普度众生、勇猛精进的观念刺激下而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应该补充的还有：印度的繁荣，还与大乘禅的盛行有密切关系。大乘禅的那种观菩提心而求普度众生、庄严国土的宗旨，那种以世间出世间为一的精神，给印度传统的出世主义人生态度注入了关注现实的阳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恰巧是传统的婆罗门教所最缺乏的。当这种阳刚之气随大乘佛教的衰变而从印度人心理上消失之后，随着传统婆罗门教自然崇拜迷信的复兴，印度的国家和民族才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
与印度截然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则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参赞化育，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人应尽的天职，以取法于天地之道的伦理纲常为人必须恪守的绝对命令。深怀这种参赞化育信念的中国人，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对待现实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从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因敦伦尽分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省，不大追求来世幸福之安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的“贵生”，集中表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特征。华夏民族的现世主义人生态度，与基于印度出世主义的佛教人生态度大相龃龉，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最大阻力，使只求个人解脱、偏重出世的小乘在汉土无法扎根，只有高唱普度众生，以世间出世间为一味的大乘，因为与中土儒家兼济天下之旨相符，才得以在华广泛流传。成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之禅，在人生态度上更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影响，只讲现前的觉悟和超脱，不大渲染有生皆苦、离尘出世那一套印度佛教的基本人生价值论，不大把解脱的希望寄托于他生后世的累劫修行，表现出浓厚的中国味。
当然，华夏民族的文化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之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精英，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时，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华化的禅宗之禅，正好适应了中土文化人的这种精神需要，把他们的精神境界从庄子的“逍遥游”升华到更加超越、洒脱、无碍而又不离世间的境界。禅的陶冶使中国士人中的不少人物掌握了既积极用世而又超然物外的生活艺术，正直不阿而又善明哲保身的处世技巧，培养出像白居易、苏轼、耶律楚材那样虽有作为而又总是保持内心超然宁静的文人的典型。禅作为一种自我解脱痛苦的法门，也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在失意时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技术。
另一方面，作为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也会产生追求神佛护佑、憧憬来世幸福的宗教需求，尤其是深受剥削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乱世之民更多如此。外来佛教佛、菩萨救度及往生净土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这一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念佛禅的盛行。南北朝时代小乘禅的实践，也应看作社会苦难的产物。对佛菩萨的崇拜及对死后往生乐邦的追求，当然会产生忽视现实幸福争取的消极作用，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是苦难大众唯一可安慰心灵的方式，对于平衡社会心理、淡化社会矛盾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况净土宗念佛禅强调以戒行、十善和尽世间的伦理责任为基，有其调和入世、出世的方式，尚不可说一味追求出世。从另一角度来讲，华夏民族的极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易产生腐化堕落与知足保守两种极端倾向，国外学者有人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佛教禅对人生冷静深刻的反省，对人欲横流从认识论、轮回说、伦理观方面的批判，作为一种补充思想，也不无激发人向上追求，使堕落者警醒回头的良性作用，使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对维持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平衡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西藏，因地域的闭塞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原始巫术传统使那里的佛教及其禅观带有较汉地浓重得多的出世主义和神佛崇拜的色彩，在形成藏民族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上起了巨大作用。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民族，人生态度基本上近于汉族。日本虽深受汉文化与汉传佛教影响，但其民族既具有神道教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思想主干，又由地理条件所决定，善于吸收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使日本民族在人生基本态度上既具有汉民族参赞化育的特点，而少乐天安命的消极面，又具有大乘佛教精进不息、注重入世的精神，而较少出世的一面，较汉民族尤少固守传统、向后看的传统主义之束缚，这使日本民族的人生态度兼具东西方的积极面，成为日本在近现代发达之本。（信息来源：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佛教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