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的敦煌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是汉文以外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中为数最多的。其中，佛教文献占主要地位。由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选取敦煌文献时，以非汉语文献为重点对象之一，因此，敦煌古藏文文献之有重大价值者，现大多藏于法国，其次藏于英国。法国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自然是近水楼台，开启了研究的先河。早在1939年，拉露就发表了较有见地的专文《有关中国禅宗发展的藏文文书》（注：载《亚细亚学报》1939年，第505-523页。）。然而，日本学者不甘落后，数十年来，埋头苦干，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本文将就日本学者的部分成果加以介绍和简单评论，以供研究者参考。

　　 一

　　 藏于法、英的敦煌藏文文献，已分别由法国的马歇尔•拉露(Marcelle Lalou)和比利时人瓦累•布散(Vallée Poussin)编成了《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注：共3卷。由巴黎阿德里安•梅松纳夫书店和国立图书馆于1939、1950、1961年联合出版。）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本目录》（注：1962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这两部目录可知，藏于英国的敦煌藏文文献约有700件，藏于法国的约有2200件之多。藏于两国的汉文文献约有16500件，藏文文献约占全部文献的近20%。这些藏文文献几乎都是佛教文献，其中，哪些属于禅宗文献？这是需要对每一件藏文文献进行研究、鉴别后才能确定的，这也正是日本研究者着力要搞清的重点问题。只有摸清了该类文献的底数，才有可能对其性质、作成、传播及其地位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根据目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确定为禅宗内容的敦煌藏文文献约有50件左右。[1]
　　 作为狭义的藏文禅宗文献，最典型的当属《楞伽师资记》，该文书由斯坦因携至英国，现编号为S.t.710。（注：S.t.代表斯坦因带至英国的藏文文书，S.代表英国所藏汉文文书；P.t.表示伯希和带至法国的藏文文书，P.表示法国所藏汉文文书。）这是汉地佛教早期禅宗之北宗禅的史传著述。北宗禅以传持《楞伽经》为正统，故有访载该宗系的史传著作出现。汉文原著者是大安寺的净觉（683-750年）法师，成书时间为唐代开元（713-741年）初期，大约在成书不久即在敦煌地区流传了。敦煌汉文写本文献中存有多件，而藏文《楞伽师资记》只此一件。由此看来，藏文《楞伽师资记》，显然是译自汉文。首先对该文书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是上山大峻氏，他对文书的特征进行了如实的归纳，证实了该文书忠实地直译于汉文，译文幼稚而拙劣，漏译、误译之处甚多，有的语句或段落与敦煌汉文本《楞伽师资记》出入较大。上山大峻推测，S.t.710号藏文《楞伽师资记》可能译自现存汉文本以外的另一个写本。[2]冲本克己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楞伽师资记〉研究(1)》（注：载《花园大学研究纪要》第9号第59页以上，京都，1978年。）和《〈楞伽师资记〉研究(2)》（注：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1号第1页以下，京都，1979年。），作者为了彻底弄清该文书的来龙去脉，校录了文书的藏文原文，并附有日文译注。研究的结论是：该文书的原题为《楞伽师弟子经》，内容写至第五祖道信章的中间就以一个“终”字结束了译文。查对敦煌汉文写本《楞伽师资记》(S.427)，也是写到中间就停止了。作为孤本的藏译《楞伽师资记》(S.t.710)，是否就是译自这件汉文文献？我认为目前还不能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大量的敦煌汉文和非汉文文献中，写到中途便停止的文书比比皆是，而且有许多习字作品。对此，冲本克己推测该文书只写一半的原因有可能是因写经生劳动条件差而罢工所至，也可能是作为某些文献的增补或抄录而特意只写一半的[1]。
　　 尽管上山大峻和冲本克己等人对藏文《楞伽师资记》进行了一些研究，上山大峻还曾发表《从藏文翻译看〈楞伽师资记〉的成书问题》（注：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1卷第2号第90页以下，1973年。），但由于藏文《楞伽师资记》是个孤本，其他藏文文献中又基本没有引用该文书者，因此，该文书的藏译时间、地点、译者、动机等问题，仍然有待今后的研究。冲本克己估计，由于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与唐朝权臣相勾结的北禅宗受到致命打击，于是将汉文《楞伽师资记》带到了敦煌，在吐蕃统治时期被译成了藏文[1]，但这只是推测而已。与《楞伽师资记》一样，可以确定为译自汉文本的藏文禅宗文献还有《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这件文书现藏于法国，与其他藏文文书一同载于一件写本即P.t.116号之中。同样内容的汉文文书在敦煌文献中有P.2799号，这件汉文文书不仅有以问答形式阐述禅宗理论的内容，而且有序言和先天元年（712年）的写作年代。从汉文本可知，作者是神秀和尚的高足弟子智达禅师，智达俗名陈琰，文中的发问者为棣州刺史刘无德。首先对这件藏文文书进行校订、译注的仍是上山大峻（注：《藏译〈顿悟真宗要诀〉研究》，载《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号第33卷，1979年。），通过他的研究证实，这件藏文文书的内容与题为《顿悟真宗要诀》的汉文文书(P.3922)的前半部分相对应。藏译风格与《楞伽师资记》基本一致，水平稍高于前者。上山认为，本文书译成于8世纪末（780-800年），译文中有一些按《钦定规定译语》译出的新词语。冲本克己不同意上山的观点，他认为敦煌地区情况特殊，并非《钦定规定译语》颁布后，敦煌地区就及时地采用该译语进行翻译了，冲本断定这件藏文文书是在敦煌地区按照“旧译语”翻译的[1]。不管怎样，该文书译自汉文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种藏译于汉文佛教典籍的禅宗文献是《二入四行论》。该文书存于法藏P.t.116和P.t.821号中。《二入四行论》是著名的禅宗典籍，其内容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论述“二入（理入、行入）”和“四行（抱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的语录。汉文本的《二入四行论》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多件（S.1880、2715、3375、7157,P.2923、3018、4795等），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对汉文本《二入四行论》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认为，此佛典的一、二部分为达摩所撰，第三部分为慧可所撰；柳田圣山认为这是禅宗早期修持者昙林、慧可、道育、向居士等传承禅法的记录，并非一人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