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处世之道上的任心随俗与道家的理智机敏显然不同：一是有为与无为的不同。道家崇尚无为，但其无为并非一无所为，而是以无为成有为；禅宗在处世问题上才是真正地一无所为，但它又并未因此而走向宿命论，因为它的无为原则是建立在主体自信精神的基础上的。二是用智与无心的不同。道家虽主张绝学弃智，但他们自己在处世方面却是大用其智，老子用理智，庄子用巧智；禅宗则真正做到了无心用世，真正以“心”的本色本态立身处世。三是伪饰与自然的不同。道家主张“人法地”，但又并非真的甘心象地那样居卑处下，而是也想居高处上，只因他们深谙“反者道之动”（注：《老子》第40章。）之理，才故意选择与动机目的相反的原则立身行事，这使得道家的处世原则具有表里不一的伪饰性；禅宗则不然，它反对有为用智，便真的无为无心，它否定高低贵贱之别，便真的不去追慕高贵鄙弃低贱，在它那里不存在表里不一的伪饰性，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
　　 但也应该看到，道禅处世之道虽在旨趣上迥然相异，然其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主体与环境的和谐。只是两者为达此目标而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道家以迂回的方式避免自己与他人发生冲突，从而使自己在与社会群体相安无争的状态下生存发展；禅宗则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方式使主体与环境取得直接统一。再者，道禅处世之道的实质也是一致的，都具有自私性。不管是道家理智机敏的处世艺术还是禅宗顺心随俗的处世原则，其着眼点都是主体而非社会，都是自己而非他人，缺乏道德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种处世哲学用以保全自我尚可，用以兼济天下则不可。它们被后世思想家斥为“自私自利之学”，实不无道理。
　　 　　三、人生态度的同异交织——傲世与顺世
　　 道家的人生态度与儒佛皆有别，它不是入世不是出世，同时笔者也不赞同有些学者所说的混世、玩世或游世，而认为是傲世。从主观心态上说，道家人生态度似有同于佛教出世的一面，这表现在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心无得失祸福之累、情无喜怒哀乐之波的心境，这种心境实质上反映出两者对凡情俗念的淡漠、对现实秩序的冷峻、对世事纷争的超然。所不同者，道家这种心境没有佛家彻底，它在淡漠中留存了几分眷恋，在冷峻中流露了几分关注，在超然中着上了一层傲气。前两点决定了道家不会象佛教那样否定现实生活而出世，后一点又决定了它不会如儒家那样积极入世，而是采取了第三种人生态度：傲世。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点是入世的，然而这种入世又着上了一层不与世沉浮、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傲气。其表现是，道家既立足尘俗而又超脱尘俗，既处身社会而又不容社会。这种心态使得道家虽生活于现实社会之中，但其灵魂其精神又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这从老子的愤世嫉俗及庄子的嘻笑怒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老子人生态度与俗人有别：“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注：《老子》第30章。）；他的社会观念与现实秩序相悖：“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注：《老子》第38章。）；他对统治者的抨击辛辣尖刻：“朝甚除，田甚无，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注：《老子》第53章。）；他以“道”傲视权贵：“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注：《老子》第62章。）。如此看来，老子与现实社会确是格格不入了。然而，他终究是一位社会批判主义者而非出世主义者，无论他对这个人世间有多不满，却终究未能离它而去，他只是站在远远高于常人的位置上冷眼俯视这一世界，用理性的尺度加以评判。
　　 与老子相比，庄子对现实世界的傲气更盛。他对当权者作了无所顾忌的嘲讽：“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注：《庄子•胠箧》。）；他对现实政治作了肆无忌惮的揭露：“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注：《庄子•山木》。）他宁可“曳尾于涂中”，亦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但即便如此，庄子还是没有遗弃现实世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想否定生命甚至还十分爱惜生命，从而也就不能离弃生命赖以生根的土壤，不能否定现实人生。事实上，老庄都是站在既属于这个世界而又高于这个世界的位置上，俯瞰人间，傲视人间。它既未积极入世亦未出世，而是傲世。
　　 禅宗虽为佛教宗派之一，实则是儒佛道融合的产物。就其人生哲学来说，禅宗同传统佛教的一致性仅仅表现在主体不为世俗情欲所累的出世心境上；在人生实践中，它表现出与儒家相近的入世性；在人生境界上，它又表现出与道家相似的超越性。佛教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在禅宗那里被折中融合成顺世。禅宗的顺世态度表现在以下几个统一中：一是佛法与世间的统一。禅宗有一根本观念：“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注：《坛经》。）。它认为佛法就在现实世界中，菩提就在山林草木间，必须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中发现现实生命与佛法般若的统一，从青山绿水、野鹤闲云中体会出禅境来。二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禅宗认为理想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只要自心觉悟，则任何现实活动如搬柴运水、着衣吃饭、走路睡觉等等都可以实现理想。所以禅宗提倡僧人应象俗人一样，饥则食，渴则饮，冷则衣，困则眠，反对过苦行生活。三是禅修与伦常的统一。禅宗力图通过修持而使主体心境与客观环境达到自然的和谐统一，使主体的心理状态与现实社会的行为准则自然协调，所谓“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注：《坛经》。）。通过这三个统一，禅宗在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联系，其基调是主体顺从现实世界。
　　 禅宗的顺世与道家的傲世显然不同。道家在主体与社会群体之间设置了一道鸿沟，主体从情感意志到价值取向均与社会群体相冲突。道家在心理上并非象禅宗那样顺从现实，而是排斥现实。主体与现实之间的离异性与统一性正是道禅人生态度的根本区别。但道禅人生态度异中亦有同。首先，两者都是涉世的。无论是禅宗的顺世还是道家的傲世，它们都与传统佛教的出世有本质区别，都没有遗世弃世，而始终是涉足于现实世界。其次，道禅在涉世之中均表现出超世的境界：一是它们超越了世俗社会的是非善恶观念，二是它们超越了世俗的生死苦乐观念，三是它们力图超越自我。由于有了这种超越意识，不惟道家的傲世，即便禅宗的顺世，也与儒家的入世格调不同，他们是在超世的精神境界上过涉世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