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慧远大师的生平

慧远大师东晋(公元334-416年)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俗姓贾，幼时即勤奋好学。年方十三，便随其舅父令狐氏前往许昌、洛阳一带学习儒家经典以及老庄之学。廿一岁时，本想往南方豫章(今江西南昌)随当时名儒范宣子隐居，但因战乱，道路受阻，未能成行。而当时的佛教领袖释道安，正在太行恒山(河北曲阳西北)建寺弘法，大师便慕名前往参学。当时道安法师正在讲《般若经》，大师闻已，豁然开朗，深感佛法博大精深，感叹道：“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于是归依道安法师，出家为僧，专门从事于佛教教育事业，夜以继日，精进不已。登坛习讲，每使闻者心悦诚服，颇得道安法师赏识。曾不止一次在大众面前赞叹说：“使道流东国者，其在远乎！”可见当时大师的成就已非同一般。

公元365年，由于时事动荡，随同道安法师等，到襄阳弘传圣教。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兵围襄阳，道安法师为免徒众遭受战祸，于是分遣大众往各地布教，慧远大师亦率弟子数十人南下，客居于荆州上明寺。公元381年，欲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峰林闲旷秀丽，正是修行的好处所，即定居于此，建造精舍龙泉寺，领众清修，弘法济生。后来由于各地高僧名士望风而来者日益增多，龙泉寺已不敷使用。于是，在江州刺史桓伊的全力资助下，在庐山东面，重新建立寺院东林寺，作为集众行道的场所。后遂成中国佛教净土宗著名的发源地之一。

公元402年，大师主持东林寺道风日盛，由于大师德行感召，各方名僧雅士都不期而至。如彭城(今江苏铜山县)刘遗民，雁门周续之，豫章雷次宗，新蔡(今河南汝阳)毕颖之，南阳(今河南南阳)宗炳，张季硕等，此皆当世俊杰名士，都舍弃世间名闻利养，前来亲近大师修行办道。可见大师在当时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大师观察此会大众真为生死而来，便对大众说：“诸君之来，能无意于净土乎？”于是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般若台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斋发誓：“众等齐心潜修净土法门，以期共生西方极乐世界”。并约定：“因众人根器不同，福德有别，先得往生极乐净土者，需帮助提携后进者，以达到同生无量寿佛极乐国土之目的”。又命刘遗民着《发愿文》，刻于石碑上。又有王乔之等人作《念佛三昧诗》以表达自己的志愿。大师也为之作序，序中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以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是以奉法诸贤，或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物，与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此次集会前，大师曾率众于东林寺前凿池种植白莲，是以中国佛教史上称此集结为“结白莲社”，或简称“结莲社”，并确认为中国净土宗之始。而净土一教后来之立宗，也因之而又称为“莲宗”。 大师自公元381年到庐山以来，历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平时经行，迎送客友均以虎溪为界。纵然是当朝帝王晋安帝相邀，也称病不出，在东林寺界内，志心于净土，用功办道，著书立说，弘传圣教，将全部身心都奉献于道场，奉献于佛教。直至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大师自知宿缘已尽，安然示寂于东林寺。时年八十有三，僧腊六十三年。浔阳太守阮侃及弟子将其安葬于庐山西岭，门下名士谢灵运为撰碑文，歌颂大师的德行及其光辉一生。

二、 慧远大师的弘化事迹：

大师自从道安法师受业以来，即以大法为己任，有感于江东地区经典未备，律藏残缺。居庐山后，即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远越葱岭，西行求经。而且只要听说有梵僧来华，便殷勤请入山中咨教。

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北印度礓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大师即遣弟子迎其入山，请译《阿毗昙心论》四卷与《三法度论》二卷。并为此二论作序，明宗举旨，大力提倡，遂开江东地区毗昙学之先河。  

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迦毗罗卫国佛陀跋陀罗及其弟子慧观等入庐山，大师亦请其译出《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此部禅经按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和界分别观等五种观想，将禅修之法作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介绍，较之早期安世高、鸠摩罗什所译传的禅法要显得更为完善。  

此外，大师对于律藏经典也颇有研习。梵僧昙摩流支入关中时，曾应大师之邀，将姚秦时弗若多罗译传未尽的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补译完整，使之成为善本。以上只是举其数端而已，没有列明的还有很多。《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云：“所有经律，出诸庐山，几至百卷。”由于大师对于译经事业推波助澜所表现出的显著成就，梁代释僧佑在《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中赞叹道：“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给予大师很高的评价。

慧远大师，自身虽归心净土，然对于其它经教，也都满怀热忱地推广弘传。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 )高僧鸠摩罗什法师被迎请到长安，大师早闻西域罗什法师通经达教，故派使者致书问候，信中有说：“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执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罗什法师亦早闻东土慧远之名，在回函中大为赞叹：“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绐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此后十余年中，大师常致函请教经中大乘深义。罗什法师也都欢喜地为之解答，彼此皆以诚善之心，相互切磋学修心得。后来，大师根据与罗什法师的交流，着有《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二卷。后改名为《大乘大义章》流通于世。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罗什法师在长安译出了百卷巨著《大智度论》。当时后秦国主姚兴也特意遣使送论往庐山东林请大师作序。大师认为此论卷数众多，文繁义隐，不易研习，经过深入探研后，将之加以删节，成《大智论钞》二十卷，并撰序文。另外，大师曾造《法性论》二卷，阐述泥洹常住之义理，送与罗什法师过目，罗什法师看了以后，给与高度评价，赞叹说：“边方未见大经，便暗与理合”。又有《卢山集》十卷遗憾的是《法性论》已散失未传后世。此外大师的另一部名著是《沙门不敬王者论》，该论共有五篇，专门针对晋室要臣桓玄所提出的“一切沙门对皇家王者尽敬”说而撰写。桓玄极为钦佩大师的为人，所以在决议之前，先去信庐山征求大师的意见，于是大师便写下了这部名著。大师在论中，事理并举，情理结合地作了详明而又恳切的问答，提出了“袈裟非朝宋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的观点，使得桓玄只好作罢。此番问答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桓玄非常仰慕大师的德行，一次在过访浔阳时曾致书请大师归俗从政，但被大师以坚正之辞回拒了。后来，桓玄下令甄别沙门加以沙汰，命令其属下：“沙门有能伸述经诣者，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者，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因尊崇大师，“以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