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藏由“八不”联系“二谛”讲述“中道”，以“生灭”为例，有以上三种格式，其他如断常、一异、来出同样有三种格式，不一一详叙。通常所说“中道”，主要指“不执二边”，即远离生灭、断常、一异、来去等对待，吉藏的“八不中道”实相说，则通过烦细的分析，发展了中观思想，体现了三论宗卓越的思辨水平。

吉藏倡导的“八不中道”实相说，是用破执的方法说明本体不可得知，不可思议，即所谓“诸法实相，忘言绝虑”，其要求于践行方面则是心“无所得”。他说，正邪的表现很多，总之“不出二种，谓有得与无得。有得是邪须破，无得是正须证”。“有得”与“无得”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有“性执”，后者视一切为“假名”，因此，对任何道理都不要当真计较，不要把是非得失看得太重。反之，从假名的角度看，各种说法都有相对真理，不容彼此说长道短。这种说法，很容易导出“立处皆真”的结论，即承认眼前一切都是现实的，都有存在的理由。

吉藏的言论看起来批判性很强，但最后仍然归于圆融无碍。他说：问：若内外并呵，大小俱斥，此论宗旨，何所依据耶？答：若心存内外，情寄大小，则堕在偏邪，失于正理。既失正理，则正观不生；若正观不生，则断常不灭；若断常不灭，则苦轮常运。以内外并冥，大小俱寂，始名正理。悟斯正理，则发生正观。正观若生，则戏论斯灭。戏论斯灭，则苦轮便坏。三论大宗，其意若此。盖乃总众教之旨归，统群圣之灵府，味道之流，岂不栖凭斯趣耶？(《三论玄义》卷上)所谓“正观”，指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由破除内外、大小等对待而实现，因为世界的本质是在中道实相基础上的圆融统一。吉藏的这类主张，是针对当时佛教内部师说竞起，社会上三教(儒、释、道)争立而言的，在客观上反映了隋唐统一的要求。根据圆融无碍的思想，三论宗确立自己的判教理论。吉藏认为，以往各家的判教，如慧观、成实师、北方地论师的判教，都属于对佛说的执著。因为这些判教往往通过重新安排经典的先后次序，将自家所依的经典判为佛的圆满说教，从而提高自家的地位。吉藏认为，这种判教的本质是“有所得”，而正确的判教也应与二谛说、八不中道说一致，归于“无所得”。吉藏说，佛的言教是应病与药，各有所适；众生根机不同，因而法门有种种差别。既然佛的一切言教都能治病，则不存在价值的差别。这说明，各类佛典本身一律平等，无有高下，很难定于一尊。所以他说：或始终俱大，或初后并小；或始小终大，或始大终小；或一时之内大小俱明，或无量时唯辨一法；或说异法而前后不同，或明同法而初后为异。良由机悟不一，故适化无方，不可局以五时，限于四教也。(《法华游意》)究竟说来，佛典“适化无方”，不可局限于“五时”或“四教”的判教，这与吉藏“无所得”的主张是相符的。但就方便而言，吉藏曾以二藏和三轮作为自己的判教原则。

所谓“二藏”，是将佛典分为声闻藏(小乘)和菩萨藏(大乘)，他说：“佛教虽复尘沙，今以二意往收，则事无不尽。一者赴小机，说名曰小乘；二者赴大机，说称为大乘。”(《法华游意》)吉藏认为，二乘虽有大、小之别，但本质上都是方便之说。“若有法可说，乃说非法，非说法也。法不可闻，若有所闻，乃闻非法，非闻法也”(《法华玄论》卷一)。

所谓“三轮”，又名“三轮法”，指根本法车仑、枝末法车仑、摄末归本法车仑。根本法车仑，是指佛最初在华严会上，为菩萨说一因一果的一佛乘教；枝末法车仑，指从华严会到法华会之间四十余年内佛所说的大、小乘经典；摄末归本法车仑，指法华会时佛所说的会三归一的教旨。吉藏认为，虽然作为根本法车仑时说的《华严经》与作为摄末归本法车仑时说的《法华经》有形式上的区别，但两经的宗旨是一致的，它们“同明平等大慧，诸佛知见无有异也。”(《法华游意》)三论宗所依据的《般若经》等虽属枝末法车仑，但因佛于三时都说大乘之法，所以它们也与《华严》、《法华》平等，并无高下。按照当时成实师、地论师的看法，《般若》、“三论”等都不是究竟。但吉藏以为，各类大乘经典所说，无不归于究竟，只是义理有正明或傍明，这是应病与药的方法问题，无碍于它们会归一趣。可以看出，三论宗的判教与一般的判教相比，确有自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