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乃是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五百多年的辩证与理解，并逐渐“组织化”与“本土化”后，第一个成立的宗派。也是汉传佛教存在最久，而且影响最深远的汉传佛教宗派，到目前为止，仍有专人专处在弘扬且传承不辍，其教理与修持之契理与契机，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佛教的组织化与本土化，乃是指：透过中国祖师的思维、理解与修证所得（此是“契理”，最为重要），对传来的各类佛法，进行整体的扒梳、组织与总持、判摄（主要是“教判”的建立），从而形成一种适合中国人所了解并修持的，整体佛法思想体系（此为“契机”）而言。此一体系，虽然对于佛法的表述，与向来印度或西域等地所传的各个佛法思想系统，有不尽相同之处，但由于乃是透过宿具因缘的古大德之实修所得，因此并不影响到他的可信度与正确性。所谓“方便有多途，归元无二路”，毕竟能强固地流传到现在的各个宗派，大都是在教理思想上，或实修实证上，经过了时代的层层考验后，才能有今日的弘传。这也是因为能流传到今日的宗派，几乎都是立足在创宗者对佛法的综合性理解，及实修实证的基础上所致。尤其进者，修行的实证所得，是可以一代代重复验证的，这使得中国佛教的宗派，可以因此超越文字概念的差异，而被广泛且长久地信受著！尤其是天台宗的成立及其性格，更是具有这样的特质：教理思想上具有其“融合性”、教法内涵上具有其“实证性”、且在适应众生上具有其“适修性”。再加上本土化后的“亲和性”，这使得天台宗能以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之因缘，长期而深刻地影响著汉传佛教的各个层面。

　　 就历史的因缘看，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到天台判教的成立为止，中国早期的佛弟子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外以下三类：首先最迫切的，是在缺乏文字符号与概念基础的情况下，佛弟子要如何才能正确地理解佛法的真义？汉代所流传的佛教，正是因为文字与概念的隔阂，而被类比为中国的“方术”与“神道”；到了魏、晋以降，透过更多的翻译与解说，已使佛教逐渐脱离了“方术”与“神道”的色彩，但在解脱概念上，则仍与老、庄思想合流而形成了“格义佛教”，如此虽比前代稍有进步，但仍不免隔靴搔痒未能中的之憾。直到南北朝罗什大师出，因其善巧的解说与契机的翻译，方才真正地建构出一套完整、精确而又独立的汉传佛教语汇与概念，从而使汉传佛教得以完全摆脱“格义”的阴影，走向正确而深刻的理解之路。这是早期汉传佛教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已透过正确的翻译、解说及辨证，而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然而接著而来的两个问题是，透过对庞大经典的正确解读之后，我们将发现这些从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传来的佛法当中，他们彼此之间存在著许多（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不同的概念与对立思想。我们要如何从这众多概念分歧，甚至看来相互矛盾的经、论当中，理出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思想脉络来，以便能总摄这一切传来的佛法内容，已成为“正确理解”佛法后，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再者，实践与实证毕竟才是佛法最后的目的，因此要如何依于上来所说的统一佛法思想，去建构一个既能符合佛法本意，又能有次第地总摄一切修行内涵，而且适合中国人所理解与实践的佛法修持体系，即成了继总摄把握佛法之后，自然会产生的另一个问题。以上正是南北朝时代，汉传佛教界所要解决的两个主要时代课题，总的来说，亦即：如何无有对立地总持一切佛法（教门）？及如何圆满无缺地实践一切佛法（观门）？

　　 就契理的立场观之，成立于隋代初年的天台宗，长久以来之所以被教界誉为“教观双美”，正是因为他几乎圆满无缺地，解决了上来所说，当时汉传佛教的两大问题。“五时八教”的《法华》一佛乘观，统一了当时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的各类判教思想，从而使佛陀一代时教的方便（权）与究竟（实）、显说与密意，相契合而总摄无遗。在此开权显实、《法华》一佛乘观的佛教最高原理之下，各类、各系佛法的分歧与矛盾已不复存在，对于佛法高低的虚妄检择，也失去其实义，因而表现出佛法的整体性、融合性与圆满性来。此外如“次第禅门”与“圆顿止观”等实修思想的提出，分别照顾到渐修与悟顿的各类修持法门，并将之统一会归